内容提要 随着印度宣布吸纳非洲联盟成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印度对非洲战略再次引起外界高度关注。既有研究清晰表明印度对非洲战略有其独特之处，标榜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客观来看，印度对非洲战略包括讲好印度故事、加强高层政治交往、构筑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提供人道主义及发展援助、促进人文交流与构建多边互动网络等。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属性既是现实的选择，也是主动建构的结果，其特征包括伙伴化、善说、“小做”、博大、构陷、联合、排序等。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的生成逻辑包括人、国家、双边、地区、世界五个层次。随着印度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印非合作对中非合作的影响与冲击势所难免。辩证地看，人、国家、双边、地区与世界是理解和分析印度对非洲战略的方法，也启示中国可以在这些层面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在人的层次，全面加强与非洲国家精英阶层及普通民众的交流与理解;在国家层次，根据战略目标和利益关切，调适完善与非洲合作模式;在双边层面，以非洲需求为导向，探索更持久性的与非洲合作路径;在地区层面，全方位加强与非盟等地区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世界层次，团结地区合作力量，消解合作阻力及其影响，维护中非合作大局。

　　关键词 印度 非洲战略 印非关系 第三条道路 话语构陷

　　作者简介 杨思灵，乐竞体育南亚研究所研究员(昆明650034)。

　　有印度学者将印度和非洲的关系描述为“两个灵魂伴侣、朋友和伙伴”，印度的外交精英声称非洲是印度外交政策的中心。尽管印度这样表述有外交辞令的成分，不过毋庸置疑，时至今日非洲在印度外交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正如有学者指出，非洲政策一直是印度争取大国地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在当前印度向其他国家提供的305.9亿美元优惠贷款中，非洲占据123亿美元，仅次于“直接邻国”的160.95亿美元。

　　印度重视非洲源于对历史的学习与记忆。在印度独立之初，面对非洲大陆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反种族主义运动，因为害怕被卷入东西方阵营的冲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将谨守中立视为印度外交战略的优先事项，其“和平主义”论调与广大非洲国家追求解放与独立的精神不符。但是，由于当时尼赫鲁的个人魅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亚非多边会议中充当领导者角色，他错误地认为非洲国家拥护印度。1962年中印爆发边境冲突，结果在非洲只有刚果、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和尼日利亚4个国家明确支持印度,这让印度感到震惊和意外，也使印度第一次意识到非洲的重要性。1998年印巴核试验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而在非洲只有南非表示谴责，这再次让印度意识到非洲的重要性。经过多年经营，印度在非洲获得了一些支持基础，并且愈发明确非洲对于其国际环境塑造的战略意义。

　　历史惊人地相似，国际社会态势似乎又回到60多年之前。美西方国家试图塑造新的地缘政治形态，尤其以印太为舞台，加剧与中国的博弈和竞争，打压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印度也采取与尼赫鲁当年相似的外交政策，即在中国国际环境面临困难之时，妄图中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向印度让步，结果导致中印关系出现历史性倒退。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中印关系仍然充满变数，如果中印之间再次发生冲突，非洲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成为印度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换言之，会有多少非洲国家支持印度呢?答案并不确定，但是这作为印度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纳伦德拉·莫迪政府大力推进非洲战略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对印度的非洲战略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再思考显得很有必要。

　　文献回顾

　　尽管印度人声称非洲是印度外交政策的中心，但实际情况是印度的非洲政策研究既没受到其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其他国家关注印非关系的研究也不占主流。按照印度人的观点，印非关系固然重要，但是关于印非关系的学术著作却比较罕有。实际上，有关印度对非洲的影响究竟怎么样仍然存在争议，譬如2023年美国兰德公司发布了研究报告《非洲大国竞争与冲突》，研究对象包括美国、中国与俄罗斯，而印度并没有被纳入大国竞争的范畴。但不可否认，随着非洲国际地位提升和大国对非竞争加剧，印非关系也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综合来看，关于印非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观点。

　　第一，印度对非洲战略受中国因素驱动。印度政客们很少公开直接谈论与中国竞争，不过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印度政府官员经常心口不一，口头上说中印两国不是竞争关系，实际上却极力炫耀印度的光彩点;口头上说不要把印度与中国进行比较，但背地里不知比较过多少回。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拥有多个非洲成员国的环印度洋联盟部长理事会会议上表示：“在亚洲复兴和全球再平衡中，印度洋处于核心地位。通过支持贸易和维持生计，在沿海国家的发展和繁荣中发挥关键作用，为互联互通和资源利用提供巨大可能性。”为了强调非洲的重要性，苏杰生表示：“非洲崛起是全球再平衡的核心。”一般认为，是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印度才加大对非洲的战略投入。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因素是塑造、改变印度对非洲战略的重要驱动力。有学者认为，印度惊觉其在中印边境冲突中遭到非洲国家孤立之后，迅速调整了对非洲战略，从1964年开始加强在非洲的谋划布局。随着中印崛起势头日隆，关于中印两国在非洲竞争的观点并不鲜见。有研究认为，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非洲大陆都是中印竞争的重要场所。有学者指出，印度加强与非洲关系的重要战略考虑之一，就是中国发展经验的溢出效应。也有学者明确指出，印度在制定对非合作方案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与假想敌。有印度人主张，中印之间竞争大于合作，尤其是在位于西印度洋的非洲，那里是德里的“后院”。中国和印度均为发展中大国，而且两者相邻，不管是否愿意，通常会被拿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在这些对比研究中，中国占据优势地位，印度则被视为追赶者，并模仿中国的行动再构印度与非洲关系。

　　第二，印度对非洲战略有自身的驱动逻辑。在印度政治家看来，印非关系有自身的历史基础与发展逻辑。莫迪总理表示，在印非共同的历史中，双方团结一致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正是在非洲的土地上，圣雄甘地提出并发展了“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将其用于印度的自由斗争，并对纳尔逊·曼德拉等非洲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认为，甘地不仅是印度独立的主要设计者，也是20世纪最独特且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基于这样的历史基础，双方正在为现代印非关系赋予新的形态。关于印度对非洲战略的自身驱动逻辑，有学者指出，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印度随着非洲国际地位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非政策。有研究认为，与印度保持紧密关系的非洲国家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印度移民居多的国家，如南非、毛里求斯、乌干达、肯尼亚等;第二类是印度积极支持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如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安哥拉、莫桑比克等;第三类是不结盟运动的积极成员国或领导者，如埃及、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其实，还有第四类，即拥有重要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国家，如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也受到印度重视。

　　第三，印度对非洲战略既有中国影响的因素，也有其内部逻辑规定。这种认识越来越成为印非关系研究的共识。有学者指出，“印度加强对非洲外交，既是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产物，也有在外交手段上追随中国的考虑;既暗含与中国竞争的意图，又力图回避直接挑战中国。”从印度本身的大国思维逻辑来审视，缺少了非洲，印度的全球战略就少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舞台。因此，在莫迪执政时期，印度对非洲战略的变化引起外界关注，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2015年10月举办的第三届印非论坛峰会(IAFS)。按照印度学者的观点，在此次峰会上，德里看起来就是“全球南方”的首都，因为有43个国家的领导人汇聚于此。此前印度从未出现过如此盛况，只有区域外大国中国在过去20年里举行过有乐竞体育非洲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峰会。拿印度与中国比较之意跃然纸上。

　　客观而言，上述观点均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只是因为视角不同而出现了一些差异。总体来看，印度对非洲战略中的一些现象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印度强调其非洲战略与众不同，尤其强调与“中国模式”“美西方模式”的差别。那么印度对非洲战略真与众不同吗?或者存在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吗?如果存在“第三条道路”，那么它的属性与特征是什么?又是什么样的逻辑驱动印度走“第三条道路”?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讨论。

　　印度对非洲战略的构成

　　关于印度对非洲战略或政策的内容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但若从战略高度来审视，现有研究仍缺乏一个立体架构。莫迪执政时期的非洲战略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前有2015年10月第三届印非论坛峰会，后有2023年9月在二十国集团(G20)新德里峰会上宣布吸纳非洲联盟为二十国集团正式成员。印度甚至被认为在塑造“全球南方”领导者形象方面已经初具成效，印度对非洲战略的轮廓与框架也越来越清晰，至少包括讲好印度故事、加强高层政治交往、构筑经贸与安全伙伴关系、提供人道主义及发展援助、促进人文交流、构建多边互动网络等方面。

　　（一）讲好印度故事

　　要论讲故事，印度人的能力不容小觑。讲好印度故事，这在非洲具有一定优势，因为早在英国殖民时代，通过劳工、经商、移民等，在非洲很多国家形成了印度裔社区，构成了现今印度加强与非洲国家关系的重要纽带。有研究指出，印度移民对促进印非政治关系、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作用。印非之间的一些历史人物成为讲好印度故事的极佳素材，比如出生于印度、深造于英国、崛起于南非的圣雄甘地。在南非，甘地发起为当地印度人争取权利的运动使他声名鹊起，如今已经成为增进印非关系的历史遗产，许多非洲国家甚至区域外国家领导人到访印度都要去瞻仰甘地遗像。诚如莫迪总理在会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时所说：“我们是圣雄甘地和纳尔逊·曼德拉遗产的继承者。”而且甘地是古吉拉特人，莫迪总理也发迹于此，因此甘地被塑造为印度与非洲尤其是与南非友好关系的象征。

　　当然，印度对非洲战略的根基在于印度本身，因此如何在非洲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就成为讲好印度故事的应有之义。印度政治精英的做法是，竭力让非洲人相信印度的重要性及其发展潜力。莫迪总理很早就说过这样的话：“每个人……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在谈论，世界正在经历经济危机，但是只有印度在快速发展。这是一个独特的情形，整个世界正在萧条，只有印度在增长。”莫迪总理向世界声称，印度将成为2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印度外交官试图告诉非洲人，印度会持续走向繁荣，譬如向非洲人描绘印度是一个预计至少保持6.5%增速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这种稳健增长可能持续超过10年。如今在印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看到正在修建中的道路、桥梁、隧道和地铁。重点是让人有一种感觉，在想到印度时，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经济体，它的增长非常强劲，前景非常光明。不仅如此，印度还表示其有能力帮助非洲，随时准备与非洲伙伴国家分享经验，为非洲青年提供培训、教育和技能发展机会。

　　（二）加强高层政治交往

　　尽管国际政治行为体日益多元化，但在所有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中，国家仍然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乌克兰危机、巴以纷争再起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联合国的作用已经越来越低于人们的预期。在这样的现实中，国家行为体的政治精英仍然是国际政治互动的主导者。熟悉印非关系历史的人会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在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时，除了南非以外其他非洲国家并未谴责印度。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印非关系是停滞的。还有人指出，冷战结束后,非洲的国际地位下降，印度也随之开始“冷落”非洲。但是，也有研究指出，非洲国家理解印度的立场，正是得益于印度长期构筑的与非洲良好关系。这样的良好关系主要是指政治高层交往，这种交往也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印度与非洲加强经贸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促进印非高层政治交往方面，莫迪总理先后出访非洲多国，并利用各种机会会见非洲国家领导人。2016年莫迪总理访问莫桑比克、南非、坦桑尼亚和肯尼亚，2018年访问卢旺达、乌干达和南非。与此同时，不断有非洲国家领导人访问印度，比如2023年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领导人先后到访印度。有学者注意到，相比其前任曼莫汉·辛格总理，莫迪总理访问非洲国家的频率更高。在高层政治交往中，印度试图联合非洲国家推进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尤其是促进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使印度“入常”，一直是印度政治精英谋求实现的目标。2023年9月，印度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为了将“全球南方”的关切纳入主流，邀请3个非洲国家和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主宾国，并宣布吸纳非洲联盟为二十国集团正式成员。莫迪总理强调，为了使世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全球制度安排必须符合现实状况。他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例，认为联合国已经从一开始的51个创始成员国发展到今天的近200个成员国，但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却一直未变，这就不能满足现实需求。从此番言论可以看出莫迪政府加大对非洲政治外交的意图，即非洲是拥有50多个国家行为体的“联合国票仓”，对于印度实现“入常”的大国梦想、维护大国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三）构筑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

　　冷战结束后，印度明确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议题应当转向经济技术合作。但真正将印非经济合作关系全面机制化始于辛格执政时期，尤其是2008年首届印非论坛峰会，辛格总理公布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向34个非洲国家提供减免关税优惠。至莫迪执政时期，印非贸易额已达700多亿美元，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为44.8亿美元，2009—2010年度为389.6亿美元，印非贸易实现了翻倍增长。当前，印度已成为非洲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五大投资者。如同中非合作论坛一样，印非论坛峰会为印非经济合作提供了最重要的平台，而莫迪政府对发展经济的热衷及其对非政策也被认为与中国的做法类似。

　　在安全合作领域，有学者注意到出于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大国战略利益的综合考量，莫迪政府加强与非洲印度洋国家的合作，包括建构双方海洋安全共识、签署海洋安全合作协定、加大海军外交力度、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推动构建和完善多边安全机制等。包括部分非洲国家在内的印度洋地区是印度外交战略的真正核心。正如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所说，印度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即努力建立一个稳定、繁荣、强大和有韧性的印度洋共同体，在共同体内部密切合作，并对外部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印度将继续采取办法，为印度洋区域国家的能力建设和安全保障作出贡献，包括成为“第一响应者”和“净安全提供者”。印度致力于印度洋各国的福祉和进步，其基础是邻国优先政策、萨加尔计划(SAGAR)、“大周边”关系以及印太地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国际秩序以及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仍然是印度洋作为一个强大共同体的基础。安全合作方面，联合国框架下的非洲维和行动一直让印度引以为荣，印度声称要为非洲大陆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当前联合国在非洲大陆的所有维和任务中，几乎都有印度人的身影。莫迪总理声称，大约有4400名印度维和人员正在为非洲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此外，印度还在几内亚湾地区部署军舰，参加索马里海域海盗问题联络小组等。2008—2022年，印度海军在印度洋海域已经护送了3440艘商船和25000多名海员。

　　（四）提供人道主义及发展援助

　　非洲大陆多灾多难的历史有目共睹，天灾人祸连续不断，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民众几乎都要靠外界的人道主义援助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从辛格到莫迪时期，印度为非洲提供了一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发展援助。比如2011年，辛格政府宣布向非洲提供50亿美元的信用贷款，以及一些援助项目。莫迪政府也宣布了一系列对非洲援助计划和项目，包括2016—2020年为非洲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以及6亿美元赠款;后续又宣布出资1亿美元建立印非发展基金，1000万美元建立印非卫生健康基金等。

　　印度对非洲援助取得了一定成效。莫迪总理表示，印度在苏丹、布隆迪和卢旺达的电力项目，埃塞俄比亚和马拉维的糖厂，莫桑比克、科特迪瓦的科技园等均表明，印度一直把非洲国家的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发展放在优先位置。新冠疫情期间，莫迪政府在非洲开展疫苗外交，借此塑造印度良好形象。莫迪总理声称，无论是莫桑比克和马拉维的飓风，还是马达加斯加的洪水，印度作为“第一响应者”总是与非洲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截至2022年7月，印度已为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123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完成项目共计197个，正在执行的项目65个，另有81个项目在审核中。

　　（五）促进人文交流

　　有印度学者认为,国际关系行为体包括三重：第一空间是政府,第二空间是企业,第三空间是人民。三重空间相互交织，共同促进国际关系互动。在这一点上，印非关系发展体现得尤为鲜明。早在政府和企业互动之前，印非民间互动就开始了。为了寻求发展机会、创造财富，或者迫于生计，在英国殖民时期，大量的印度人开始踏足非洲，充当各行各业的劳工。如今在非洲形成了多个印度裔社区，成为印度推行非洲战略重要纽带。印度领导人访问非洲国家，在印度裔社区发表演讲、宣传政策主张，几乎是常规操作。从表1可以看到，在大部分非洲国家，均有不少海外印度侨民，他们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东非印度洋沿岸国家和非洲印度洋岛国，印度推动与非洲政治交往的重点也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比如20世纪90年代，印度国家领导人与非洲的政治交往大幅度下降，但是对毛里求斯的访问频率并未受到影响。莫迪总理声称，在博茨瓦纳、纳米比亚、乌干达、莱索托、赞比亚、毛里求斯、塞舌尔、坦桑尼亚等国都部署了培训团队，除纳米比亚之外均是海外印度人聚集较多的国家。从中可以发现，印度对非洲战略是分层次和重点的。为了推动印度与非洲的人员往来，尤其是吸引非洲年轻人进一步了解印度，辛格和莫迪政府均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比如为非洲国家留学生提供大量的奖学金名额。

　　表1 海外印度人在非洲的分布情况（2023年，单位：人）

　　

 

　　续表

　　

　　资料来源：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Government of India,“Population of Overseas Indians，”May 2023,

　　https://www.mea.gov.in/population-of-overseas-indians.htm,accessed August 15,2023

　　（六）构建多边互动网络

　　在执政之初，莫迪总理就声称：“从开罗到开普敦，从马拉喀什到蒙巴萨，我们将帮助非洲实现互联互通。”在“全球南方”再次被激发活力的今天，印度试图塑造自身“全球南方”领导者形象。莫迪总理高调宣称是印度提议让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旨在强调印度为帮助非洲所作的贡献。近年来，印度不断推动印非多边互动与合作。莫迪总理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提出“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的理念，并将其运用到对非关系中。印度外长苏杰生在第23届环印度洋联盟部长理事会会议上强调，印度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繁荣、强大和有韧性的印度洋共同体。尽管环印度洋联盟自20世纪90年代成立以来从未成为一个在世界安全格局或者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政府间组织，但是苏杰生的表态证明印度把印度洋地区视为其对外战略的优先事项。事实上，在莫迪总理上台之初，就提出名义上促进印度洋地区安全与发展的萨加尔计划(SAGAR),印度洋沿岸的非洲国家也包括在该计划之内。此外，印度在非洲积极推动三边合作，比如印度与美国、非洲建立三边培训合作机制，印度还与美国成立联合行动小组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印度声称，三边合作为印度—非洲—美国伙伴关系在维和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并希望与其他非洲部队派遣国建立乐竞体育这样的伙伴关系。再如由印度和法国共同发起成立的国际太阳能联盟，有许多非洲国家加入，致力于开发利用太阳能技术，并推广清洁能源。可见，印度在非洲开展三边合作的领域较多，合作对象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

　　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的属性与特征

　　印度人是出了名的“善辩”，在一些基本的国际政治概念表达上往往出人意表。譬如甘地曾说：“和平不是没有冲突，而是有能力应对冲突。”在对非洲战略上，印度也在不断表达它走的是不同道路，既不同于传统的美西方殖民主义道路，也有别于中国以经济为核心的模式，强调印非是平等的朋友与伙伴。有印度学者指出，在与中国竞赛的过程中，印度一直在否认竞争的说法，却又处心积虑地宣称印度与非洲合作在动机、方法、影响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有印度人将印非合作模式总结为“需求驱动、协商参与、基于非洲自身需求的优先排序”。即便是中国学者，也有观点认为印度对非洲战略与中国有所不同。比如在发展援助方面，有学者就认为，印度发展合作理念与实践具有典范意义，中国应当进行反思，以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客观来看，印度对非洲战略确实与美西方、中国有相异之处，但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理念上的差别，而是现实条件所致，表现为一些方法上的不同，同时呈现出一些自身特征。

　　（一）现实要求：中国与美西方模式难以复制

　　毋庸置疑，在过去数十年间，中非关系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过去 10 年，中国在非洲参与建设 6000 多公里铁路、6000 多公里公路和80 多个大型电力设施项目。经贸方面，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而且非洲也越来越成为中国投资的重要地区。实际上，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令印度感到震惊。诚如印度学者所言：“没有对中国在非洲政治、经济、社会、世界观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充分了解，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非洲对外关系。”其实，在过去20多年间，印度一直在试图模仿乃至超越中国。“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是印度决心重构与非洲联系机制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印非论坛的遂行得益于中国，但是其奋力追赶的过程并不轻松。尽管印非论坛确实促进了双方贸易翻倍增长，但是与中国相比仍然相形见绌，这促使印度去寻求不同于中国的对非合作道路或模式。莫迪总理在阐释“同一个地球、同一家庭、同一未来”的愿景时强调：“我一直在提请大家注意以人为本的愿景，而不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中心的方法。”事实上，印度人虽然说不要以经济为中心，却不断向非洲人强调印度是世界重要经济体，有着光明前景。从印度的客观条件来说，确实并不能支撑印度在对非合作上走中国道路。一方面，尽管印度有了较为可观的经济增速，但是其经济总量与规模仍然不足以支持印度去学习中国模式;另一方面，较为关键的是印度国内政治利益团体的碎片化现状不可能支撑它深度参与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这一点上，能说明问题的案例并不少，比如印度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区域一体化失败等均与此有关。再如，印度与日本共同提出“亚非增长走廊”计划，迄今为止没有落实具体项目，印度有限的资金和能力是一个重要限制因素。

　　中国模式印度学不了，美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印度也难以模仿，也不敢照搬。美西方模式其实就是站在国际政治的道德高地，以其所认为的价值观为基础推进非洲战略。莫迪总理说印度是“民主之母”，关于民主和对话原则的信念自古以来就坚定不移。这样的言论作为外宣手段问题不大，但印度真要按照美西方的价值观行事，碰壁的可能性较大。历史上，西方是殖民者，非洲和印度是被殖民者，前者是规则制定者，后两者是被统治者。经过长期殖民统治，非洲和印度基本上接受了美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并在尝试进行改变，只是非洲的改变要曲折得多。尽管印度的改变要顺利得多，但是也不具备在非洲遂行美西方道路的可能性。一是印度没有美国那样的综合实力与底气，可以对非洲大陆摆出教师爷的模样进行干涉。二是美西方道路是以长期殖民掠夺、塑造意识形态价值观为基础的，印度和非洲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但是它们对原殖民宗主国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印度缺乏利用美西方模式向非洲施加影响的条件，所能利用的只是与非洲一起曾经被殖民的历史共情。

　　（二）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的特征

　　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有其自身特征，体现在印度发展对非关系的理念、政策、方式及成效等方面。

　　1.强调伙伴关系中的平等意蕴。伙伴源于火伴，古代兵制，五人为列，二列为火，十人共一火炊煮，同火的称为火伴，引申为在一起生活或工作的同伴。近年来，伙伴概念在国际政治中得到广泛运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发展伙伴关系作为重要的外交战略之一。从辛格总理时期起，平等伙伴就成为印度对外战略的重要关键词。对于非洲，印度尤其强调把双方伙伴关系建立在彼此平等、相互尊重、团结和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在对伙伴关系的理解上，印度突出历史联系与心理共情，而非战略利益关系，尽管在实践中本质上是后者。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真正的伙伴关系是由经验交流驱动的，这些经验交流确定并不断更新合作机会。印度人声称，中国和西方只是把非洲视为矿产资源丰富地区，而印度基于尊重把非洲视为解决国际问题的对话伙伴。印度试图以类似话语来彰显印非关系不同于其他大国对非关系。从历史来看，印度有把印非伙伴关系感情化的历史基础。正如印度政治精英所声称，印度和非洲通过古老的海上交往和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印非伙伴关系以地理和文化亲和力为基础，是全面的和多层次的。苏杰生还表示，印非贸易和经济联系可以追溯到很久远以前，无论是商业、文化还是人员往来，都有真正的历史联系，当代印非伙伴关系因此具有强烈的舒适感。总之，在追求战略伙伴关系时，印度尽力去强调双方的感情联系。用印度人的话说，印度和非洲是“灵魂伴侣”。这样的策略意在打“感情牌”，为印非关系发展和印度对非战略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2.重视面向非洲的外宣。如前文所述，印度人擅长讲好印度故事。印度本身的人口规模、市场规模都很庞大，外界对其发展潜力抱有期待，非洲也希望加强与印度合作，以从中获益。印非论坛取得很大成效，而举办该论坛的建议就是由非洲人提出来的。为了让非洲人相信印度有能力帮助非洲实现发展，印度政治精英最喜欢宣传的就是可以与非洲分享印度独特的发展经验，而且印度人能够把对方的发展需求与自身意图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印度外长苏杰生曾说，印度总是在朋友需要的时候与他们站在一起，印度经常作为“第一响应者”以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形式向非洲提供支持。在印度的外交话语词库中，以及在关于对非战略、合作或者政策宣讲中，有三个词会经常出现，即“第一响应者”“净安全提供者”与“平衡”。这些话语背后的逻辑是，印度试图充当包括东非在内的印度洋地区的领导者。印度人的宣传似乎取得一些成效，让非洲人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印度的理念逻辑，并且把印度视为重要的国际合作对象。

　　3.“小题大做”引人注目。“小题大做”是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小”当然是相对而言，尤其是相对于中国。客观来看，印度与非洲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不能称为“小”，能够为非洲提供100多亿美元优惠贷款、贸易额上千亿美元的国家并不多。再譬如根据与坦桑尼亚的联合声明，印度在坦桑尼亚登记在册的投资项目多达630个，投资总额达37.4亿美元。但是为什么说印度对非洲战略具有“小”的特征?这是因为，印度在非洲国家的各类投资项目，绝大多数都是只有几百万美元或上千万美元的项目，过亿美元的项目数量非常少，更不用说数十亿美元的项目。从这个角度来说，印度在非洲“小”确实有一定道理。虽小而大做，即印度人用较小的量实现了较大的覆盖面。印度领导人在列举印非合作成绩单时，似乎非洲大陆到处都有印度投资和项目，起到了比较好的宣传效果。当然，印度这样的做法也被外界誉为“软援助”。有学者将印度援助非洲的模式总结为：大部分发展援助是通过大量的资本“软”投资以及在金融、技术援助项目上致力于受援国的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最突出特点是通过援外顾问和专家进行减贫与经济发展的经验分享。

　　4.“以小博大”争取非洲国家对印度战略利益的支持。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既有“小题大做”的特征，也有“以小博大”的意图。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是开国总理尼赫鲁为印度定下的目标。对于想成为世界大国的印度而言，非洲当然重要。印度外长苏杰生告诉非洲人：“我们对非洲的支持是不附加条件的，而且是符合非洲期望的。”可事实并非如此，印度在许多方面需要非洲支持。第一需要非洲国家支持印度成为“全球南方”领袖。为此，苏杰生声称，印度和非洲之间强大而深厚的团结成为“全球南方”的纽带。第二需要非洲国家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面对非洲人时，印度政治家们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暗示，非洲国家应当支持印度推动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主义改革，尤其是安理会改革，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好让印度“入常”。印度外交官向非洲人呼吁，印度与非洲国家应当在联合国大会、安理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推动多边主义改革，以改变全球秩序，这不仅符合印非共同利益，也符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尽管印度对非洲战略并未像美西方那样有明确的政治附加条件，但是印度要谋求“全球南方”领袖地位，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重大战略都离不开非洲国家的支持。

　　5.重视“话语构陷”是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毋庸讳言，世界上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都在力证自身道路或战略的妥当性。有的国家会依靠自身发展来证明其道路或战略的优越性，而有的国家往往会通过话语构陷竞争对手来突出自身道路或战略的优越性。众所周知，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话语构陷从未中断过。就中非关系而言，西方话语构陷论调包括但不限于“新殖民主义论”“资源掠夺论”“债务陷阱论”“宫殿外交论”等。印度虽非西方国家，但它也参与这样的话语构陷，其中“债务陷阱论”就是印度人“发明”的，并受到西方吹捧，试图以此抹黑中国，破坏中非合作。为了突出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的优势，印度人毫无根据地抹黑中国模式，宣称中国在非洲追求支配、控制与战略利益，而印度旨在建构平等、尊重、互惠的伙伴关系。因此，印度对非洲政策处于追求战略利益最大化的“中国模式”与动辄施加干涉条件的“西方模式”之间。印度的构陷论调显然是颠倒黑白，自欺欺人。印度批评中国搞“宫殿外交”，却也在冈比亚建造国民议会大楼，在毛里求斯修建最高法院大楼。显而易见，印度的论调只不过是为了突出自身的“第三条道路”，而不断构陷它所认为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而已。

　　6.“小多边联动”在印度对非洲战略中受到重视。印度一方面积极参与甚至创造议题构陷中国模式，另一方面在非洲搞“合纵连横”，推进“小多边联动”，有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日等西方国家共同针对中国的意味。典型案例就是印度与日本共同提出“亚非增长走廊”计划。该计划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对冲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学者指出，“亚非增长走廊”反映了印日两国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上升的担忧。莫迪总理表示，将联合日本一起与非洲伙伴讨论具体的合作议程及内容。当前，印度在非洲地区的联合举措主要是参与美国主导的非洲安全培训、军事演习等。

　　7.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的重要性排序特征也较为明显。客观来讲，任何国家的战略均是有优先排序的。大致看来，印度对非洲战略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非洲印度洋国家以及南非，第二层次是东非国家，第三层次是其他非洲国家。有三个因素可以佐证这样的判断：一是海外印度人分布也是这样的次序，第一层次占据了非洲海外印度人的大多数，第二层次有一些海外印度人分布，第三层次则最少。二是印度对非洲投资大致也反映了这样的结构，比如第一层次的南非、毛里求斯接受印度直接投资最多。三是非洲地区究竟什么地方对印度重要，印度政治家的足迹道明了真相，对第一层次国家的访问最频繁，其次是东非国家。2016年7月，莫迪总理访问莫桑比克、南非、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四国，这是莫迪出任印度总理以后首次访问非洲大陆。除南非以外，其余三国均为东非国家，体现了印度对东非地区的重视。这也符合印度的地缘政治逻辑，即印度要在印度洋起主导作用，在整个非洲大陆扩大印度影响力，服务于印度地区霸权与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战略需要。

　　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的多层次分析

　　在了解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的属性与特征之后，如何认识它的生成逻辑呢?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绝非少数政治家的英明或者错误决策，而是地区与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反应。非洲对一些国家很重要，但对一些国家并不那么重要，比如非洲之于印度的邻国不丹，就没有多少重要联系。但是非洲对一些国家非常重要，尤其是对追求国际权力的国家特别重要，因为非洲是重要的国际竞合场域，也是拥有众多投票权的“联合国票仓”。这一点适用于印度：当印度以内向性为主，关注内部事务优先于外部事务时，“冷落非洲”的现象就会出现;当印度追求大国化，谋求大国地位，通过获得外部支持来实现大国目标战略时，就会想到非洲国家。而现今印度崛起的呼声很高，重视非洲，塑造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就成为必然。综合来看，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的生成由五个层次的因素决定，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促成了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的形态、属性与特征。

　　（一）第一层次：人

　　人是国际政治战略的践行者，无论多宏伟的战略，都需要由具体的人去制定、去推动、去实施。有的人起直接、主要的作用，有的人起间接、参与的作用。就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而言，有几类人最受关注并对该战略的形成和重塑起着重要作用。

　　第一类是政治家。尤其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代表着国家意志，其一言一行均会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在当前印度外交战略团队中，莫迪总理和苏杰生外长无疑最受关注。莫迪总理有修行瑜伽的习惯，强调与外交战略伙伴在心理和情感方面的联系，讲好印度故事，为印度对非洲战略注入新的人文理念。苏杰生外长常讲平衡战略，地缘政治的思维模式无处不在。在印度外交层面，印非关系迅速加强与他们的理念、风格与策略有直接关系。

　　第二类是企业家与学者精英。无论政治家如何鼓吹，如果企业家不买账，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也难以开展。也就是说，政治家要实现战略目标，与企业家具体推进落实分不开。学者们则为政治家与企业家的行为进行解释，他们除了要从理论上论证政治家与企业家行为的妥当性之外，还承担着话语构陷竞争者的重任。

　　第三类是具有宗教身份的普通人群体。比如印度教社区在当前的印度对非洲战略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或许有人认为，印度人民党的极端民族主义有损印度外交战略利益，但在非洲可能是个例外，该党突出印度教民族主义反而使非洲国家印度教社区产生了共鸣，印度领导人访问非洲时总会与印度教社区进行互动便说明了这一点。从历史角度看，具有宗教身份的普通群体在印非之间的往来与互动也为印度对非洲战略注入活力，为印度政治家与学者精英声称印度对非洲政策有别于其他国际行为体提供了一些社会基础。当政治家决心加强对非洲战略时，这样的社会基础就变成了重要催化剂。比如甘地留下的历史遗产成为印度促进与非洲关系的绝佳案例，被印度政治家广泛运用于讲好印度故事的外宣中。

　　（二）第二层次：国家

　　人的选择总要受现实条件的影响，参与印度对非洲战略的个人行为体也要受到国家的影响，即使是政治家也不得不在国家现有条件的制约中进行政策选择与决策。印度对非洲战略的属性与特征与国家所能提供的条件紧密相关。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决定了其外交战略和政策选择，这也是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呈现“小题大做”“以小博大”等特征的主要原因。尽管许多人在谈论印度崛起，甚至把印度视为世界大国，但现实是印度经济总量与美国和中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较低，国内贫困人口比例依然较高。仅从经济方面来说，印度难以选择与美国或中国一样的对非政策，“第三道路”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无奈选择，但也是一种旨在实现大国战略的主动选择。

　　国际上，印度追求成为世界大国，而且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谋求成为“全球南方”领袖。但是，综合实力不足限制了印度战略目标的实现。可以预见，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印度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就非洲而言，印度为了凸显自身与非洲国家关系“与众不同”，一再话语构陷中国模式，强调中国发展对非关系附加了“一个中国”政策前提，美西方对非援助与合作也附加许多政治条件，只有印度没有任何附加要求。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印度对非洲战略的一个核心诉求是，希望非洲国家能够在印度获取大国地位、身份与权力方面给予支持。

　　印度综合实力与渴望权力之间的差距决定了它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的战略排序特征。毫无疑问，不管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在全球层面，印度均将权力追逐置于优先地位，这就决定了印度对非洲战略的区域差序格局。为了在印度洋地区扮演“第一响应者”与“净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实际上就是起支配或主导作用，印度的战略排序就分为从印度洋岛国到整个非洲大陆的多个层次，其中非洲印度洋岛国是核心，东非国家其次。重视核心重点地区是为了维护印度地区霸权，向整个非洲大陆拓展则源于印度对国际政治权力的追求。其中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印度政治家有意识地将非洲印度洋岛国以及东非国家放入印太框架之内进行讨论，这充分显示出印度对非洲战略的重心所在。

　　（三）第三层次：双边

　　一个国家对外的战略互动包括主体和客体两部分。在印度对非洲战略中，如果将印度视为主体，那么非洲就是客体。印度政治家及学者精英通过强化平等伙伴关系意蕴、讲故事及加强外宣、话语构陷竞争对手向非洲传递印度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信息。虽然效果很难评估，但从国家行为体的角度来看，非洲也希望加强与印度合作。首先，作为理性行为体，国家或者国际组织不大可能奉行“把所有鸡蛋放入一个篮子”的策略。其次，印度多方面的发展潜力对非洲也具有吸引力，譬如2023年10月坦桑尼亚总统萨米亚·苏鲁胡·哈桑访问印度，决定与印度在防务安全、海洋治理、蓝色经济、贸易与投资等领域加强合作。当然，当印非决定要加强合作时，以往的历史联系遗产、人文交流故事就会发酵并起作用。

　　于印度而言，除了实现权力目标之外，非洲同样是一个可观的大市场，尤其能够成为“印度制造”的出口目的地。就非洲而言，本身绝大多数仍然是欠发达国家，发展问题、安全问题、政治生态问题等均比较突出，尤其在发展与安全问题上有着巨大的合作需求及空间。因此，印度对非洲战略的“第三条道路”在非洲有较大发展空间。对于讲好印度故事的外宣手段和构陷竞争对手的拙劣手段，非洲国家可能未必全信，但也可能不会完全不信。尤其是印度在非洲有一定语言和文化优势，更容易与非洲国家打交道，更容易与非洲国家相融相通，这一点对印度是有利的。

　　（四）第四层次：地区

　　尽管有一些国家仍然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但是总体而言非洲大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非洲联盟(简称“非盟”)在促进非洲和平安全、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尤其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建设势头看好，一个独立自主、有发展繁荣前景的“整体非洲”正在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加大与非洲地区组织尤其是非盟的伙伴关系，成为印度对非洲战略的重要内容。因此，莫迪总理抓住在印度举行二十国集团峰会之机，宣布吸纳非盟为二十国集团正式成员，为印度外交加分不少。

　　除了非洲地区本身的发展潜力之外，当前世界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正在加剧。在地区层面，中印之间的竞争显而易见。在印度洋及南亚地区，印度不断炒作中国在包围印度，附和美国提出的所谓“珍珠链战略”，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在非洲印度洋岛国，通过环印度洋联盟、萨加尔计划等推进印度洋共同体建设，试图消减中国的影响力。在整个非洲大陆，通过话语构陷抹黑中国模式，阻挠中非合作。与此同时，在地区策略中，或许出于自身势单力薄的考虑，又或许为了促进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印度在非洲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合作，以“2+1”的小多边模式推进对非合作。换言之，在当前的非洲战略中，印度选择与美、日等国家联合为自身的战略加持，以消解来自中国竞争的压力。

　　从非洲地区层面来看，其本身构成了一个国际政治复合系统。在整个系统之中，参与博弈竞合的国际行为体包括印度、美西方、中国、俄罗斯等，这些行为体均在非洲进行战略投入，只是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重安全，有的重经济，有的重地缘政治，或者有的兼而有之，这些行为体的战略基本上在双边或多边舞台上展开。在博弈竞合过程中，合作、竞争、冲突、战争(准备)等动力形成了合力，共同推动非洲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演变发展。基于本身综合实力的限制以及战略竞争的需要，印度在对非洲战略中，将中国确定为竞争者，将美、日确定为联合伙伴，希望能以此在国际复合系统博弈中取得优势。

　　（五）第五层次：世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层面，中美战略竞争正在日益加剧，传统的霸权大国试图遏阻有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发展崛起。其实这反映了霸权国家的相对衰落，世界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换言之，在世界这个层面，“单极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世界格局进入权力从相对集中到不断分散的阶段。美国不再是唯一的道德制高点，中国主张民主价值观不是美国独有，而是世界所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都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西方国家想用一套标准来规制其他国家的做法已经越来越难以行得通。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地缘政治权力极端执着的印度而言，全面调整印度对非洲战略正当其时，而且利用各个地区国家之间矛盾分化组合，为印度战略的制定和落实创造良好条件成为必然选择。因此，话语构陷、小多边联动等既是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的特征，也是推进其战略的重要手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印度权力目标追求是明确的：成为“全球南方”的领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多极化世界中拥有对地区支配权的一极，这些都充分体现在印度对非洲战略的重点排序之中。

　　总之，人、国家、双边、地区与世界共同决定了印度对非洲战略“第三条道路”的形态、属性与特征。这5个层次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促成印度对非洲战略的形成和演变。这些层次之间并非决定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西方理论家结构决定论的缺陷已经非常清楚，即行为体面对不同的层次结构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因此最理想的办法是在多重层次结构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结语

　　在学术会议之中经常会听到一种假设观点：如果中印联合起来会如何?例如改变世界，改变亚洲，实现大同等。但这样的假设是一个伪命题。从中国自身来看，如果中国与美国联合起来不是更有利吗?因为要实现与印度联合一点也不比实现与美国联合更容易，甚至更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印两国在非洲有着共同关注的领域和相似的发展理念，双方如果能够相互合作、取长补短、构建中印非共赢的合作机制，对于中印关系、非洲发展、地区和平与稳定乃至世界秩序的重塑均有积极意义。遗憾的是，印度在制定对非合作方案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与假想敌。实际情况是，印度非但不会与中国进行合作，反而联合美、日与中国进行竞争。客观来说，印度对非洲战略有自身需求与战略利益。随着印度综合实力不断增长，印非合作对中非合作的冲击在所难免，尤其是在贸易投资、发展援助等领域，印度并非完全没有优势。以援助而言，印度的模式量小而面宽，具有可持续性，效果还比较好。当然，目前中非合作也引入众多“小而美”的项目，这是一个良好开端。更重要的是，中国应当高度注意和警惕印度为了凸显自身优势而话语构陷中国模式的手段，这些话语构陷对中国形象和中非关系造成了较为负面的影响，会使中非合作的阻力变大。另外也需要注意印度在对非洲战略之中的联合政策及其动向，因为这很有可能挤压中国与非洲合作的话语权与空间。人、国家、双边、地区与世界是理解和分析印度对非战略的不同层次和视角，也提示我们可以在这些层面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在人的层次，全面加强与非洲国家政治精英、学者精英、普通民众的交流与理解;在国家层次，根据战略目标与利益修正调适与非洲的合作路径与模式;在双边层面，以非洲需求为导向，探索更持久性的合作路径;在地区层面，全方位加强与非盟等地区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世界层面，团结所有合作力量，消解合作阻力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