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政治·外交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新冠疫苗合作：动因、成果与挑战……李云龙(1)

　　印度的高边疆战略问题探析——基于威望理论的视域……宗 蔚 吴楚克(18)

　　政治动员视角下的印度人民党“藏红花化”教育政策……胡可怡 曹德军(35)

　　日本与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合作(2011-2022)……王 森 丁 伊(52)

　　断裂与均衡：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泰国政党制度变迁……宋晓颖 周幼平(68)

　　印度律师行业的自治转型及启示……张文娟 孙祯锋(83)

　　姜景奎专栏

　　印度国歌争议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齐仁达(103)

　　加尔各答华人华侨的多元宗教信仰与身份认同……章立明(124)

　　历史·文化

　　西方殖民者在湄公河的早期探险活动及其影响……左荣全 谢 彬(138)

　　

内容摘要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新冠疫苗合作：动因、成果与挑战

　　李云龙

　　摘要：东盟是中国参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重要多边合作机制之一，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合作已经成为区域卫生治理的成功典范。新冠疫苗是战胜新冠肺炎病毒的终极武器，对于中国和东盟国家遏制疫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是全球新冠疫苗研发领先国家，也是向全球各国、各地区援助疫苗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欧美发达国家大量囤积新冠疫苗、病毒变体层出不穷、亚非拉国家的疫苗可及性不足的现实背景下，中国的疫苗供应成为全球建立免疫屏障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加大对东盟国家的新冠疫苗援助和订单交付力度，并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积极开展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分享技术和经验，支持东盟国家打造区域疫苗生产和分配中心，为东南亚地区的疫情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应注意到，新冠病毒的变异性、部分东盟国家的政治和宗教因素、东盟国家普遍较低的疫苗接种率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化干预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疫苗合作形成了挑战。未来，中国应坚持“以东盟为中心”的传统，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多边合作，进一步支持东盟国家成为地区疫苗生产和供应中心，并在合作资金、技术研发、接种公共服务等方面为东盟国家提供尽可能的支持。

 

　　印度的高边疆战略问题探析——基于威望理论的视域

　　宗蔚 吴楚克

　　摘要：印度的高边疆战略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50余年的发展，印度不仅先后掌握和拥有了许多项关键性技术，而且在完善高边疆战略过程中所取得的快速进步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印度建构高边疆战略历时漫长，其目的是基于国内战略安全、发展经济以及外部竞争等方面的考虑，同时也有基于国家威望提升的考虑。印度打造高边疆战略的举动有效地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并赢得了相关国家的尊重。此外，在建构高边疆战略的过程中，印度还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为打造更高层次的高边疆顶层设计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印度之所以如此重视高边疆战略并不断花费大量资源推动相关技术的发展，是因为印度希望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大国相应的地位。通过运用威望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印度在发展高边疆战略过程中与不同国家展开合作、运用航天技术发展商业航天以获得良好的国际声誉，赢得了国际上的尊重并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从而实现大国崛起的梦想，由此可以看出印度高边疆战略对国家发展的重要影响。印度与中国同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客观地看待印度高边疆战略的发展历程对印度国家发展的影响，对于正确看待中印关系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政治动员视角下的印度人民党“藏红花化”教育政策

　　胡可怡 曹德军

　　摘要：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构建“印度教国家”的愿景中，教育的“藏红花化”是一个关键步骤，其要旨在于扩大“印度教特性”在教育领域的话语权，从而以教育为抓手重塑印度新一代民众的国民身份认同。这是一个囊括多主体、多路径、多层级的复杂进程，国民志愿服务团在其中扮演领导者和主力军的角色，而印人党的教育改革则发挥着扫除政治障碍的关键作用。然而出于政治动员的需求，印人党不能对团家族的教育改造激进诉求做到有求必应，而是需要在意识形态动员与发展导向动员之间进行平衡。本文认为，意识形态动员逻辑决定了印人党将始终坚持推进教育“藏红花化”进程的总体方向，但推进的速率与具体方式受到发展导向动员逻辑的干预影响。从瓦杰帕伊到莫迪，印人党在教育领域的利益关切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团家族的、更为独立清晰的认知，其教育改造所涉范围逐渐从历史教育拓展到整个印度教育体系，施政风格与决策逻辑也经历了从冒进向稳健、从由意识形态单独驱动向意识形态与发展逻辑共同驱动的转变。这既源于印人党自身实力与执政经验的提升，也源于党团权力对比关系的微妙变化。虽然党团关于推进速率与具体方式存在不同意见，两者在教育改造方面的总体方向与根本利益一致，这决定了印度教育的“藏红花化”在未来将以一种稳健、渐进的方式继续深化，深刻影响印度社会政治的总体面貌。

 

　　日本与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合作(2011—2022)

　　王森 丁伊

　　摘要：长期以来，日本对外安全合作政策一直局限在美日同盟之中，与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的外交关系多以经济为主要内容。但近年来，日本的安保战略出现了大的转型。2011年日本与菲律宾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的安全关系特别是海上安全合作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近些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双边海上安全合作的愿望不断增强，内容从单纯的会谈转向了具有实质性的军事合作，两国伙伴关系不断升级，海上安全合作机制趋于多样化和制度化。日本对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利益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包括支持菲律宾的海上力量建设，支持菲律宾在南海地区的利益诉求，推动军舰“战略性停靠”和联合军事演习，不断扩展和充实安全合作的内容，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准盟友”关系。日本和菲律宾均从海上安全合作中获益，从日本方面来说，成功助力日本打开对外军事贸易局面，帮助日本建立对东盟国家外交的示范效应。从菲律宾方面来说，日菲海上安全合作有利于菲律宾借助日本先进的技术及装备推动本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有利于菲律宾维护与拓展海洋权益。然而，两国发展海上安全合作仍然受到国内外条件的限制，这使得两国的安全合作难以走向更高的层次。未来日菲双边海上安全合作可能会向内容更丰富的方向发展，但是很难实现重大突破，发展成盟友关系的可能性不大。

 

　　断裂与均衡：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泰国政党制度变迁

　　宋晓颖 周幼平

　　摘要：泰国政党制度的演变历程复杂且漫长，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46至2001年是多党制建立阶段，2001至2006年是多党制向一党独大制转变阶段，2006年至今是一党独大制向两党制转变阶段。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从结构和历史的双重维度切入，能更好地厘清泰国政党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一方面，社会经济和国际环境是泰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宏观背景，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诱发了泰国旧政党制度的“供需不均”。受到这一非均衡状态刺激的政治行动者纷纷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和行动，并在权力博弈过程中实现政治权力结构的重组和政党制度的更替。因此，外部环境、旧制度和政治行动者三个变量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泰国政党制度演变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在历史时间的视域里，路径依赖可以维持一段时期内的制度均衡，但关键节点的冲击则会造成制度断裂，随后受路径依赖强大惰性的影响，制度演化会再次进入新的均衡。因此，五次关键节点作用下的“制度断裂”和路径依赖维持下的“制度均衡”，通过循环往复的方式共同塑造了泰国政党制度的变化路径。复杂的变迁逻辑预示着泰国政党制度的演化前景充满未知，但依据路径依赖理论和现实实践仍可预测，泰国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将呈现出多元民主和庇护主义两大趋势。

 

　　印度律师行业的自治转型及启示

　　张文娟 孙祯锋

　　摘要：印度律师制度在英国分段式殖民统治模式与本土文化的交织互动下生成并演进，形成了多层级、多种类的复杂行业结构。印度独立后，根据1953年“达斯委员会报告”和1958年“14号司法改革报告”的建议，印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自治型律师职业制度。全国统一且高度行业自治的律师制度被1950年《宪法》采纳，并被1961年《律师法》予以详细确认。这一自治权不仅针对律师行业，还覆盖法学教育。《律师法》通过授予印度律师协会广泛的规则制定权和极少的外部约束，保障其自主运行。印度律师行业的行为规范由印度律师协会制定，而其所受到的外部约束则主要是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确立的蔑视法庭行为规则，政府对其几乎不具有任何管理权。印度律师行业从独立前的高等法院分散管理转型到独立后的高度行业自治形态，更加重视自己作为司法共同体的成员身份，重视行业的职业属性并有意识弱化其商业属性。不过这一高度自治也存在负面影响，如容易保守、缺乏改革动力;或将行业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等。

 

　　印度国歌争议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

　　齐仁达

　　摘要：印度有两种国歌，一种是泰戈尔创作的《人民的意志》(Jana Gana Mana)，称为“National Anthem”;另一种是查特吉创作的《致敬母亲》(Vande Mataram)，称为“National Song”。这种复杂的国歌制度设计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中的穆斯林问题关系密切。《致敬母亲》出自查特吉19世纪80年代创作的小说《阿难陀寺院》。该小说反映了一群印度教托钵僧武力反抗穆斯林统治者的故事。《致敬母亲》是小说中一首反复吟唱的歌曲，对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被甘地称为印度的国歌。小说充满暴力反穆色彩，而且既反对穆斯林统治者，也反对普通穆斯林。《致敬母亲》将印度比喻为伟大的母亲，并具象化为杜尔迦女神，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发展为影响深远的“印度母亲”崇拜。暴力反穆色彩和偶像崇拜嫌疑使得穆斯林强烈反对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使用《致敬母亲》。1937年，印度国大党试图通过关于国歌问题的声明调和这一矛盾。印度制宪会议期间，尼赫鲁建议以《人民的意志》取代《致敬母亲》，但遭到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1950年1月24日，制宪会议以主席声明形式宣布《人民的意志》为国歌，《致敬母亲》享有同样地位。1957年后，印度政府通过重新解释该声明，将《人民的意志》解释为具有法律强制性的“national anthem”，将《致敬母亲》解释为“national song”，但不具法律强制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种国歌安排越来越遭到印度教民族主义挑战。印度国歌争议凸显了印度的民族国家建构困境。

 

　　加尔各答华人华侨的多元宗教信仰与身份认同

　　章立明

　　摘要：虽然印度加尔各答华人华侨人数不多，其影响力和成就也可能与其他地区的华人华侨无法相比，然而200余年以来，华人华侨在印度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经历不可忽视。宗教信仰方面，加尔各答的华人华侨除了保留自己的民间信仰外，还在不同时期信仰了佛教、基督教和印度教，宗教认同理论中有关身份的单一和叠合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华人华侨复杂的身份认同现象。一方面，中国民间信仰的跨国传播建构出印度华人的单一身份，另一方面，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宗教跨族传播建构出印度华人的叠合身份。加尔各答华人单一身份的形成与其随时准备返回祖籍地有关，而他们的叠合身份则更有利于他们在印度生活下去。

 

　　西方殖民者在湄公河的早期探险活动及其影响

　　左荣全 谢彬

　　摘要：澜沧江—湄公河很早就成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在中外交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6世纪中后期以来，早期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南半岛，很快就认识到湄公河的这一重要性，因此打着探险的幌子，逆流而上，实施了多次殖民考察活动。最早到湄公河从事殖民探险活动的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和经商。此后，殖民探险活动均由法国殖民狂热分子实施，且目标明确，就是为法国寻找通往中国西南的航道，服务于法国的殖民扩张。这些殖民探险活动影响甚巨，它们加速了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殖民地化的进程，泰国与老挝之间的边界线也在此期间发生较大变化并延续至今。当前，中南半岛各国以澜沧江—湄公河为纽带加强开发合作，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在加紧推行印太战略，维护他们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在此背景下，梳理早期殖民者在湄公河流域开展的殖民探险活动，有其内在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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