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是成书于唐代贞观年间的一部匡政巨著。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欲知前代治理之得失，于是令谏官魏征、虞世南及褚遂良等，从历代典籍中撷取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册。编纂者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删其繁芜，择其精粹，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按照编者魏征所言，读书治学皆应“本求治要”，故将该书命名为《群书治要》。唐太宗以此书为鉴，汲取前人思想智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用于为君、择人、施政、教化，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群书治要》在文本性质上属于古代文献节选汇编，在思想渊源上以儒道两家为主，兼综墨、法、兵等诸家思想。《群书治要》不仅辑录了经史百家中有关国家兴衰之事迹及言论，同时也撷取了不少有关读书治学的精彩论述，我们不妨透过这些睿智的文字，去探寻中国古人的读书与治学之道。

　　一、读书应当取法乎上、学思结合

　　在古人看来，读书乃砺身之根本。《群书治要•尸子》说：“今人皆知砺其剑，而弗知砺其身。夫学，身之砺砥也。”意思是说，如今的人都知道要使自己的宝剑锋利，却不懂得要磨炼自身。事实上，如同磨砺剑刃使之锋利一样，读书是对人自身学养和德行的一种磨砺。当然，读书也是“明智之所求”，求道之基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群书治要•潜夫论》)既然书籍乃载道之工具，读书当然是为了求道，如朱熹所言：“古人读书，将以求道。不然，读作何用?”(《朱子语类•卷第十四》)可见，读书是为了明理求道、希圣希贤，明确了这样的读书目的，读书的眼界也自然会高远。

　　既然读书旨在明理求道、希圣希贤，那么必然要读圣贤之书。关于如何读书，古人首先强调要取法乎上，《群书治要•孙卿子》说：

　　“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意思是说，没有站在高山的顶端，就不知道天空的高远，没有俯瞰深深的溪谷，就不知道大地的厚重，没有聆听先王的教诲，就不知道学问的广博。在荀子看来，读书首先要取法乎上，读圣贤之书，闻先王之言，也就是经典之作。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古人所谓的皓首穷经，主要是针对儒家经典，而且很多学者穷其一生研读其中一部经，读书范围似乎有些狭隘。实际上，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根，读书人抓住其中的任何一部，儒家文化的根就扎下来了，根深叶茂，本立道生，不管是待人处世，还是治学为官，就有了文化底蕴，也有了基本底线，人生的大道自然而然就确立下来了，这就是孔子的弟子有子所说的“本立而道生”(《群书治要•论语》)的道理了。人生中大的方面立住了，其他小的方面就都好办了。

　　今天，书籍数量浩如烟海、品质良莠不齐，读书人很容易在纸质书与网络书的浩瀚海洋当中漫无所归，因此，如何选择最有价值的书，显得尤为重要。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必要重点选择一些与自己专业相近、性味相契的学术与人文经典，熟读精思，虚心涵泳，扎下自己学术与人生之根。作为学者，需要选择自己研究领域的一至两部重要学术经典，反复研读，仔细体会，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扎下自己的学术之根。不然，虽博览群书但游谈无根，做学问没有根基，一辈子只能拼拼凑凑，人云亦云。现代社会这样的学者很多，他们也许风光一时，也能够得到他所需要的名和利，但由于缺乏学术底蕴，写东西只是拼凑而已，这样的成果没有多大的价值，也不可能流传久远，临死之前空留遗恨，这是做学者最为可悲的事情。作为普通人，即使不做学问，也有必要选择一两部文化经典，细细品读，用心玩味，从而扎下自己的人生之根。对于中国人来说，或者儒家，或者道家，或者佛家，总会有一家与我的性格相投、理念相契，那么，不妨选择这一家中的一部经典，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命体验的增加，我们的心境也会发生变化，或由儒入道，或由儒入佛，甚至由佛入儒、由佛入道，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么我们再选择相应的经典，深入钻研、细细体味，依然会有新的体悟、新的收获。

　　古人还强调要以诚敬之心对待经典(也就是圣贤之论说、先王之遗言)，尤其是要以信心契入经典，契入圣贤之心。古人在读经之前，要求洗手净面，甚至焚香沐浴，然后再端坐案头，恭敬阅读，佛家尤其讲究这一点。现在的人觉得这样做是不是太麻烦、太迂腐了，实际上我们不懂得其中的深意所在，也不懂得古人的良苦用心。古人是希望以这种方式乃至仪式，提高读书人对于经典的恭敬之心，进而让读书人生发出对古圣先贤的信心，生发出对传统经典的信心。古人认为，只有以诚敬之心求学，才能够契入到经典当中，获得最大最真实的利益。当然，这个事情需要自己去实践，自己受益了才会相信。我们现代人障深福浅，很难契入经典，很难契入到传统文化中去，也很难从中得到实际利益(诸如人生境界的提升，内心焦虑的减少以及幸福感的增强等等)，因此，对传统文化及其经典就很难产生信心，也就更难以契入经典及传统文化中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我们一定要懂得以诚敬之心为学，以恭敬之心来对待儒道佛的经典。若是以傲慢之心读经，自恃比古圣先贤还要高明许多，如此读经，纵使读过三遍五遍，亦无大益，仍然在儒道佛的门外徘徊。更有甚者，对圣贤与经典不生敬意，反而生出毁谤之心，甚至站在功利的角度对儒道佛横加指责，实则暴露出自己的愚昧无知。实在说，以诚敬之心对待学问，以谦卑之心来对待古圣先贤，以生命体验契入经典之中，这恰恰是古人读书的大智慧、大境界。

　　关于读经典，《群书治要•汉书》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话：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约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

　　古代中国的读书人通常是一边劳作一边读书，这就叫“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也就是通一经，相当于我们花三年时间攻读一个硕士或者博士学位，这三年之间除了耕种和读书之外，杜绝外缘，心无旁骛，一边读书，一边劳作，一边读书，一边思考，学而思，思而行。就这样，三年时间玩味一经，十五年便可通达五经，按照孔子的说法，“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如果十五岁开始有志于学，那么三十岁的时候五经就通达了，人生之根也就立下了。孟子说“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告子上》)，人生大的方向确立下来了，那么小的方面就不在话下了。无论你将来具体干什么，都不重要，因为你根基牢固，同时懂得循道而行。可见，古人读书为学知道权衡轻重，懂得把握重点、抓住根本，强调要读经典、立大志。如今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除了苦读教材应付考试，查找资料编写论文之外，很少有人会去关注经典、阅读经典，更没有三年通一经的意识了。现代教育贪多求全，学校里面给学生开课，一个学期开很多门课，都是浅尝辄止，学生在各个领域都只是获得了一些很肤浅的基本知识，典型的“门门通，门门松”。这就相当于谈恋爱，古人强调感情要专一，争取白头偕老，而现代教育则是相当于容许人们搞多角恋，甚至鼓励寻花问柳。这是现代人读书治学的一个重大误区，也是现代人文化根基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读了《群书治要•汉书》的这一段话之后，我们要懂得尊重经典，学会专攻一经，通过三至五年，专注于一部经典，不必贪多，真正读透了一两部经典，学术之根和人生之根就扎下来了。有了这个基础，再去读别的书籍，自然融会贯通、一通百通，这就是古人说“一经通而经经通”的道理所在了。佛家也常讲：“一门通，一切门通;一经通，一切经通。”意思是说，佛法中的八万四千法门，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只是佛陀为了适应不同根性的众生，随机施设种种不同的法门而已，只要真正通达一部经典、一个法门，皆可以此入道。所以《楞严经》上说：“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譬如要到一个地方去，有几条大路可走，各人所选择的道路不同，所凭借的交通工具也不一样，但是所到达的目的地却是相同的。

　　古人读书强调学思结合，孔子曾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群书治要•论语》)他说，我曾经整天不吃，整夜不睡，思考问题，但并没有益处，还不如去学习。子夏也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强调在读书的过程中要多多提出疑问，多多深入思考。《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句话的意思很深，说的是为学的几个层次，或者说是几个递进的阶段。“博学之”意思是为学首先要广泛地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好奇心一旦丧失了，为学的欲望随之而消亡，博学也就成为虚妄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唯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蓄，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而亲仁”。因此博学乃是为学的第一阶段。越过这一阶段，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问过以后还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活动来仔细考察、分析，否则所学不能为自己所用，这就是第三个阶段的“慎思”。“明辨”为第四阶段。学问是越辨越明的，倘若不辨，则所谓的“博学”就会真伪难辨，良莠不分。“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笃”有忠贞不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只有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朱熹也强调学与思要结合，他说：

　　“学与思，须相连。才学这事，须便思量这事合如何。‘学’字甚大，学效他圣贤做事。学，是学其事，如读书便是学，须缓缓精思其中义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学，然须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头做，不思这事道理，则昧而无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体察，则心终是不安稳。须是事与思互相发明。学不止是读书，凡做事皆是学。且如学做一事，须是更经思量方得。然只管思量而不学，则自家心必不安稳，便是殆也。”(《朱子语类•卷第二十四》)

　　王夫之在《四书训义》卷六中也说：“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二者不可偏废，而且是“必相资以为功”。读书的优点是“不恃己之聪明”，即不怀成见和自以为是;缺点是“惟先觉而是效”，即盲从而缺乏独立思考。思考则正好相反，“不循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但也可能想入非非，离经叛道。因此学思应当结合、相互促进，他说：“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而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博学是思远的基础，而思考遇到困难，就要加倍地勤学，可见，古圣先贤都强调学和思要结合起来，认为这样读书方能有大益。

　　与现代人相比，古人读书的范围相对有限，外界的诱惑也少一些，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所以读书收获也大。现代社会，书籍太多，诱惑也多，但是“多则惑”，很少有人能够有充裕的时间来读书，有足够的闲暇来思考。因此，读书人需要有判断能力，懂得选择最重要的书籍去阅读。现代社会的知识实在是太多了，并不是掌握得越多越好，很多具体的知识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来获得，通过去图书馆查找资料来获取，没有必要将它们装进自己的脑海之中。据说苏格拉底曾经站在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场开怀大笑：“原来这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我并不需要的东西。”我每一次去图书馆或者是新华书店也会有类似的感慨：“原来有那么多我并不需要的书籍。”应当说，世间绝大多数书籍，我们都没有必要去读它，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我们需要去读的，只有极少一部分，甚至只有那么几部书，是我们需要反复阅读，用心体味的。读书不是为了增长知识，而是为了开启智慧，什么样的书能够开启智慧?当然是古圣先贤流传下来的经典。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盲目地认为书读得越多越好，不再用一种贪多求全的心态去读书。所以，在现代社会，一定要提倡少读书，读好书，读经典，用经典，这也是古人读书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思考需要有闲暇，需要心境，儒家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道家和佛教也讲静生智，定生慧。言下之意，只有当一个人心灵沉静，定力才能强大，智慧也才会由此生发出来。反之，当一个人心浮气躁，利欲熏心，则会急功近利，行事鲁莽。这就需要我们杜绝外缘，深入经典，慢慢体会，否则很难得到真实的利益。现代人读经典，没有获得利益，就责怪古圣先贤欺诳我们，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没有恭敬心，心思浮躁所致。所以，读书人要学会适当拒绝，少一些应酬，多一些闲暇，少一些折腾，多一些思考，这样才能够从经典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二、读书贵在学行并重、德业双修

　　在古人看来，读书贵在学行并重，德业双修。古人强调读书要知行统一，《群书治要•曾子》说：

　　“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

　　在学和行的关系上，曾子认为要把握五点：君子尽管一直在学习，还唯恐自己学识不渊博;尽管学识渊博了，还唯恐自己不能时时温习;尽管温习了，还唯恐自己不能够理解;尽管理解了，又唯恐自己不能按照道理去落实;虽然按照道理落实了，又唯恐自己做不到推贤尚善。君子求学，若能做到这五个方面就不错了。事实上，知行统一、学行并重是古人的一个重要观念，也是古人读书智慧的体现。朱熹也曾说：“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朱子语类》卷第十一)朱熹所说的这种“切己体验”实际上就是融心性修养乃至生命体验于其中的读书，是学行并重、知行合一的读书。如今的学者，将学术当作一种职业，将读书与修养分开，只求学术提高，不顾心性修养，这些人可能“学富五车”，但功利之心仍然很强，人生境界也不高，这实在是现代读书人莫大的悲哀。

　　近代中国东北出了一位大善人王凤仪，是一位普通农民，早年给地主做活，因为笃行忠孝，至诚而明，三十五岁大彻大悟，之后开始讲病化世，普度群伦，成为著名的道德教育家。王凤仪虽然读书很少，但境界很高，他对于读书有着不少高明的见地。他曾说：

　　“人只知念书要多要熟，不知照书去实行，这像看熟了地图，知道各地的方位，没能亲临其境，又怎能看见真风景呢?又像念熟了菜谱，没有实际吃过，又哪能尝到真滋味呢?”

　　“人念古人书，要学古人才对。现在的人光念不学，把书都念"输"啦!圣人要把书收回去，不叫人念啦!你若立志学古(圣贤)人，将来世人就得念你。给后人做个榜样，到了大同世界，人人都跟你学，那就是念你。念书学道贵乎实行，身子要低，志向要大，和古人接碴(灵)，你也就是古人。”(《王凤仪言行录》)

　　在王凤仪看来，“念书学道贵乎实行”，如果读书、学道而不践行，犹如钻研地图、菜谱而不实践一般。王凤仪67岁时，曾到他们在北京创办的道德总会讲课，当时海外一同道学者江慕渠回国，因病住院静养后，与王凤仪相见。江慕渠问王凤仪：“是注《金刚经》的人能成佛?还是讲《金刚经》的人能成佛?”王凤仪回答：“注《金刚经》的和讲《金刚经》的，都不一定能成佛，行《金刚经》的人能成佛。”(《王凤仪言行录》)王凤仪的回答是很有智慧的。王凤仪本人并不识字，而能因笃行忠孝而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读书只是求道的工具而非目的，读书之多寡与其心性修养及生命境界，不一定成正比，关键在于能否做到学行并重、知行合一。

　　中国的古圣先贤认为读书旨在敦伦尽分，希圣希贤，因此读书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求道弘道，践行仁义：“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群书治要•周易》)意思是说，君子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抱有怀疑的态度来解决疑难问题，以宽厚仁义之心待人接物，实践学问。曾子也说：“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群书治要•曾子》)作为君子，要祛除自己不好的方面，查找自己的过失，增强自己的薄弱环节，去掉偏爱的欲望，见到义举就跟着去做，这才称得上会学习了。读书人要将古圣先贤之言化为自己生活中的行为举止、一言一行，只有知行合一，方为真学，只有学行并重，才是真懂。

　　古人读书强调德业双修。孔子曾忧心忡忡地感慨：“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群书治要•论语》)对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研究，听到符合道义的事不能去做，有了错误不能改正，这些都是孔子所忧虑的事情。在孔子看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古时候的人读书学习乐竞体育的是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是为了自己的心安，现在的人读书是为了向别人炫耀自己有学问，为了沽名钓誉。古人强调德业双修、以德为先，现代人不懂得其中的奥妙，批评古人“泛道德主义”，夸大了道德的作用，这实在是很愚昧很迷惑的事情。古人讲道德，“道”是前提，循道而行方能有“德”(得)，如果不遵循这个“道”，即使得到，也是难以长久的，古人早就讲了，“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现在有不少的明星年纪轻轻就夭折了，不少官员提拔之后就落马了，为什么?就是“德不配位”。这个人的德行跟他的待遇、福报不相称。只求功利，不顾德行，是难以长久的，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案例，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就会知道这里面所包含的道理是很深的，“德不配位”是真实不虚的。古人强调德业双修、以德为先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懂得德与位要相匹配，在向外求取名利富贵的同时，也要关注内在的德性、自身的能力，从而避免悲剧的发生，获得长久的人生福报，这是古人生活经验的结晶，也是古人人生智慧的体现。

　　在读书的过程中，还要重视切磋交流、相互提高：“学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群书治要•尸子》)学习而不知道疲倦，凭借这个来修养自身，教导别人而不感到厌烦，凭借这个来治理社会。读书要精，择友要良，有良师益友相伴，相互切磋，相互鼓励，如此读书效果更佳。与此同时，也要近贤远佞，警惕谄友，“择贤友而友之”(《群书治要•孙卿子》)，对于那些品质不好的朋友，要敬而远之，避免受其不良影响。《群书治要•论语》载孔子之言：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在孔子看来，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跟正直无私的人交友，跟诚信的人交友，跟博学多闻的人交友，交这三种朋友对我们的德行都有益处。若跟装腔作势的人交友，跟伪善奉承的人交友，跟花言巧语的人交友，交这三种朋友都会损害德行。可见，古人认为读书人须谨慎交友，多结交“益友”，远离“损友”，以助益其学问与修养。

　　三、著书旨在以文载道、彰明德义

　　古人认为著书作文之目的，在于弘道载道、以求不朽。《群书治要•政要论》讲到：

　　“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俶傥之人，为不朽耳。”

　　在桓范看来，撰述书论之目的，在于阐扬光大圣贤大道，叙述、说明圣贤教化的道理，推演事情背后的义理，尽力抒发情感，记述真理，针砭错误，以此作为标准和法度，不仅可以在当时施行，也可以让后世的人修习。自古以来富贵之人其名字早已经消亡的，不能逐一记述。唯独只有留下著作于后世的潇洒风流之士，才能够不朽。这是桓范对于当时文人的奉劝，他认为读书作文要以阐发、弘扬大道为终极目的，“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群书治要•政要论》)对于作者的著述，不应崇尚文辞的华丽，而应贵在保存并承传圣贤的道统;不必称道其文字精巧聪慧，而担心其中的言论会有伤义理。

　　东汉末年思想家王符在《群书治要•潜夫论》中直接批评当时的一些学者竞尚藻艳，淫辞害义：

　　“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尚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蒙夫之大者也。”

　　意思是说，现今做学问的人，喜欢谈论荒诞无稽的事，争相写作雕饰华丽的文章，以求标新立异。世人中很少有能认识到的，因此便盲目地跟着尊崇他。这是伤害道德的实质而迷惑无知者的事。可见，古人将著书立说视为千古之事业，写作是一件极庄严乃至神圣的事情，如果说读书学习是求道践道的重要方法，那么著书立说则是载道弘道的基本途径，是“三不朽”中的重要一环。古人认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因此下笔要十分谨慎，尤其要考虑能否彰明而非伤害德义。

　　对于今天的中国学人来说，古人以文载道、彰明德义之理念，已经显得十分遥远而模糊了。如今，读书写作已沦为纯粹技术性、功利性的事情，读书著述皆为稻粱谋，学者“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俨然成风。古人著述多是读书之后实在憋不住了才下笔的，如《文心雕龙》所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这样的文章是从自性中流出来的。现在的人将写作当作求取名利的敲门砖，撰文著书不是为了评职称混文凭，就是为了获取课题经费，他们可能著述甚丰，甚至著作等身，但自身缺乏心性修养，也缺乏生命品质，写出来的东西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缺乏深厚的底蕴，也缺乏切身的体验，这样的学术成果或许能够各领风骚三五年，但终究难以获得长久的生命力。还有一些学者，盲目尊奉西方学说，搬弄移植一些西方的新理论新术语，用他们来解释中国的问题，生搬硬套，削足适履，自欺欺人，按照古人的说法，都是些沽名钓誉的勾当，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注定了要沦为文字的垃圾。

　　我们读古代文献，可以看到不少此类的记载，某人拜官而不受，甚至屡召不起，却隐居于乡间或山里著书。还有一些人，直接弃官归乡潜心著书，这样的行为在今天是很难被理解的。古人之所以如此，是特别看重著述，甚至把著述看得比功名和爵位还重要，他是重视功业与身后的声名，而不是只在乎眼前的权势与利益。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说，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指《史记》)，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使它流行于大都会，这样我就补偿了前番下狱受刑所遭到的侮辱，即使一万次遭到杀戮，哪里会有悔恨呢!再如清代段玉裁，46岁时辞官归隐，卜居苏州枫桥，闭门著书积数十年之精力成《说文解字注》等书，仅《说文解字注》一书就足以名垂千古。如今的人们在获得博士文凭教授职称之后去争一个处长或副处长位置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弃官读书著书者基本上见不到，足见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今天中国的读书人普遍缺乏彰明德义、载道弘道的理念，所谓的学者，实为学术工匠，都很现实，很功利，全然没有了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远大理想，也没有了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远情怀。为此，我们一定要对古圣先贤保持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的恭敬之心。我们应当明白，读书写作，皆存乎于心，发心纯正，读书受益，写作惠人，发心不好，读书无益，写作害人，今天的读书人对此不可不慎。

　　(见《经典阅读与现代生活》，云南科技出版社，P11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