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求是》第14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5月27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这篇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事关中国文明历史研究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就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部署五项重点工作：第一，加强多学科联合攻关，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乐竞体育成果;第二，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第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第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五，让乐竞体育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具有鲜明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实践性，是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纲领性文献，为做好新时代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放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中系统学习、深刻领悟，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习近平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总结继承这些思想智慧，可以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和有益借鉴。

　　一、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待传统治理思想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成果。

　　中国当代的治国理政，既在本质上区别于中国传统统治者的国家治理，又在价值取向和政治主张上区别于西方的治理理论及其主张。它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逻辑，即国家的职能由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有机组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本质上既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治理”和“国家治理”概念的运用，坚持和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积极探索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科学民主有效性和有机结合性，探索不同历史时期和国家治理战略下，两者之间以及两者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组合方式和实现机制。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明确，国家治理的总体战略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2002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持续表达的“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即是国家治理战略和根本要求在国家治理意义上的典型体现和凝练表达。(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辨析》，《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3期。)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创新。首先，这是对国家性质的创新。在“国家治理”的概念之下，国家的阶级性和公共性实现了统一;其次，这是对国家职能的新的理解。一方面，丰富了国家职能的内容，国家治理可以从多种维度去分析，如从横向来看，可分为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等。这也即是说国家职能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等多项内容;另一方面，国家治理实质上是国家联合市场和社会力量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从纵向来看，可分为基层社会治理、地方国家治理、全国性国家治理、国家参与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等，通俗地讲，这是国家还权于民，为市场、社会治理提供空间，实际上也是为国家自身的消亡创造了条件。(燕继荣、何增科、叶庆丰：《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对话》，《科学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我们必须倍加珍惜，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

　　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无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从历史中汲取国家治理经验，并与时代发展需要紧密相连，赋予了传统治理思想新的内涵，致力于传统治理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挥出传统治理思想经世致用的时代价值，运用于新时期的治国理政实践，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一统、民本、德主刑辅、选贤任能、反腐倡廉、社会治理、赈灾济困、民族融合、生态保护等思想尤为宝贵，其历史智慧、进取精神乃至某些具体措施，至今仍被借鉴。统一多民族国家注重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树立与传播，重视各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以凝聚国家、凝聚社会、凝聚民心，其中爱国主义、居安思危、正己修身、变革进取、勤劳事功、仁义诚信、和合精神，等等，都是传统治理思想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正是这些思想智慧使我们的祖先在国家治理上将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文化秩序、自然秩序相统一，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形成了富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文化精神与历史智慧。这些精神和智慧，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已经融化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卜宪群主编：《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历史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0、73、59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等同于传统文化，更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延续。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同，中华文明数千年来没有中断，它所蕴含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可以为我们今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丰厚滋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能够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焕发出青春，彰显出时代风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根源。历经数千年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依然是凝聚我们民族精神、创造美好未来的核心载体。我们在各个时期所创建的制度文明，其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依然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吸收。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准，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我们的突出优势和坚实根基。

　　三、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治理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历史任务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没有先例可循。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制定《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确定了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建立了国家政权组织体系。进而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当代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

　　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过程，也是探索新中国治国理政之道的发展过程。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到创新社会管理制度，在探索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我们取得了丰富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治理”概念的运用，坚持和贯彻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根本要求，汲取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治国理政的有益精神，扬弃性地吸收了西方“治理”概念关于管理方式的有益要素。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的“治理”概念，在本质上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皇权统治者的“治国理政”，又不同于西方政治和管理理论中倾向于向政府分权、实现社会多中心治理和社会自治的“治理”概念，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方向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语境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的改革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地治国理政。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掌政权、运行治权，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中国政府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和改革开放目标层面上，总结历史经验，把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确定为改革的关键和目标。因此，其根本理论逻辑出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其历史逻辑出自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其实践逻辑出自中国改革开放和问题解决的历史过程。(王浦劬：《科学把握“国家治理”含义》，《光明日报》2013年12月29日。)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作者系乐竞体育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