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大国。受极端气候因素影响，在过去数年间，两国自然灾害都愈加严重，给两国都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自1998年特大洪灾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再到今年夏天华北、东北暴雨洪灾，中国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时一以贯之地表现出来的是积极负责任的态度、日渐完善的制度机制、强大的救援合力、愈见充分的物质资源保障及高效务实的灾后重建，受灾民众得到妥善安置，并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家园重建，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反观美国，从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到2018年加州“坎普”山火，再到今年8月夏威夷州毛伊岛火灾，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是态度冷漠、救援滞后迟缓、救灾物资保障不足、救灾动员能力缺失以及灾后重建工作混乱以致过程漫长，从而导致灾民怨声载道，对政府普遍不信任。两国在灾害治理的预警机制、应急响应、物资保障、救灾动员以及灾后重建等主要环节上体现出的巨大反差，正是源于两国社会治理理念和手段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也决定了两国整体社会治理成效的迥异。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足发展。但与作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相比较，在综合国力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凭恃更为强盛的国力，美国理应在灾害治理上具备更为充分的物质保障条件，并取得让民众更为满意的治理成效。然而事实结果却恰恰相反，这说明物质基础仅仅是包括灾害治理在内的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之一，但绝非取得良好治理成效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基本等同于参与社会生活的主体，故而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也就构成了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要素和特质。同时，社会治理的宗旨、目标和手段是决定该体系的性质特征及运行效能的根本因素。也就是说，社会治理为谁服务、多元主体能否共建共治以及治理成果能否实现全民共享，决定了该体系能否有效运转、是否合理以及能否相对稳定和可持续。

　　美国的政治体制运行至今，政党政治无底线的相互博弈以及作为其具体表现形式的四年一度的大选，已成为了一切社会议题的绝对焦点，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其牵动和左右。而美国的政客们在选举中执“以选民为中心”之念，以选民的好恶为导向，已能够很自然且熟练地执行这样一些操作。

　　第一，以为全体民众谋福祉的幌子，从局部选民的利益出发制政施策

　　自上届特朗普政府执政伊始，其极力宣扬鼓动的极端民粹主义理念，直接造成了长期以来渐为美国社会各阶层所广泛指责和摒弃的白人至上思潮的死灰复燃。而固执此类理念的多为白人族群的劳工阶层，这一群体一直是保守派政党的传统票仓。他们认为大量拉美裔移民的涌入，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就业机会，挤占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故而要求政府强化移民政策并加强美墨边境管控。特朗普政府为迎合这一部分选民的诉求，罔顾多数民众的反对呼声，无视巨大的财政压力以及边境治理手段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缺陷，花费巨资强推长达数千英里的边境墙建设，而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即告半途而废就是鲜明的一例。

　　第二，以保障全体民众的宪法权利之名，行与关联集团利益勾连之实

　　频发的涉枪暴力问题长期困扰着美国社会，在严重恶化美国社会整体治安状况的同时，也给普通民众造成了难以弥合的伤害。在绝大多数民众日益强烈的控枪吁求背景下，保守派政客以维护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民众的拥枪权利为挡箭牌，不惜恶意混淆拥枪和控枪其概念的根本差异而坚持加以阻挠。这一不可理喻的社会现实的背后，无处不见的正是长期为共和党政客提供巨额选举资金和其他利益输送的美国步枪协会的影子。

　　第三，以捍卫所谓人权为借口，为部分选民的人权价值取向作社会治理的政策背书

　　2022年4月1日，为了迎合部分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的特殊诉求，为民主党人所掌控的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大麻在全美范围内合法化的议案。此举是在公然违背人类社会对于大麻及其衍生制品的普遍共同的认知定性的前提下，一方面强调吸食大麻是其公民的基本人权这一背德逻辑，同时刻意掩盖和无视生命健康权也是人权的基本重要构成的客观原则，对此，我们只能承认美国政客对于人权的释义确实是独具特色的。

　　除上述例证，美国社会还在碳排放与《巴黎气候协定》、内需与援外、警方暴力执法与种族歧视、联邦预算支出与债务管理、通货膨胀与金融政策、司法裁判权与执法量刑尺度、堕胎与反堕胎、药物管控乃至包括灾害治理的低能应对等诸多重大社会问题上形成严重的政党对立和民心撕裂。这些社会问题所引发的矛盾冲突已远不只体现在美国社会生活和社会治理的某一个局部的节点上，而是点点相扣相连，相互影响，继而放大发酵。甚至作为美国制度体系根基的三权分立原则及其组织构架，其本应独立存在且相互制约的高等法院、两院议会和政府本身，也被无差别地裹挟进了政党纷争的乱局之中，彻底沦为了为政党利益站台代言的实用性工具。美国社会的病态早已不在腠理，更绝非肌肤、肠胃之扰，而是渐入其脊髓，演化成为了深层次、多领域大面积的社会痼疾了。

　　如此动荡的社会格局必然会影响到其社会治理体系本身及其作用于社会治理实践的方式和效能。这种影响的直接结果即突出地表现为美国的社会治理体系长期地呈现出极不稳定、不具活力和不可持续的特征。其现行且被倡导的社会治理政策理念以及治理手段，大概率地可能因政府的更替而被调整、搁置甚至颠覆。两党基于各自利益的深度对抗以及相伴而来的各自选民的政见和情绪对立，使得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原则沦为空谈。而其一味迎合己方选民的局部诉求的选举和施政手段，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届政府实施社会治理所取得的成效，只能勉强满足部分民众的利益诉求而无法达成社会治理最基本的治理成果全社会共享的普惠目标。

　　此种“以选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的逐步固化及与其相对应的治理模式的延续，已经造成美国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低下与其强大的国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社会撕裂已经深度渗入了社会各种族、各阶层，其创口愈拉愈大，无法愈合。美国政府在一系列灾害治理中所一贯表现出的治理能力的严重缺陷和治理效果的不堪，不过是其总体社会治理状况的一个小小的缩影罢了。

　　再看中国。古时孟子就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自古即根植于儒家文化并长期不间断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治理的进程。

　　在论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责任这一重大命题时，毛泽东同志给出的答案是“为人民服务”。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始终秉持这一磊落初心，在社会治理的体系构建及其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一以贯之地坚定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笃行不怠。而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即新时期对这一核心目标宗旨作出的总的阐释和郑重的承诺。

　　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的体系建设和制度完善。进入新时期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凸显了“共建共享”这一社会治理的基本属性，党的十九大更加强调推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首次提出“共治”的概念，是对“共建共享”治理格局的进一步深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求坚持充分发挥党对于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导作用，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同时广泛结合社会各阶层和全体民众的力量，共同打造“一核多元”的新时期社会治理的崭新局面。

　　在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各种伴随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而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时，也正是源自对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宗旨的恪守不渝，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定地选择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成功地迈过了四个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消除社会绝对贫困等一系列社会治理的难关，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呈现出长期稳定、可持续及与时俱进发展的鲜明特质。在确保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整体利益诉求的前提下，对于少数群体个性化的问题和困难，各级党委政府也能够竭尽全力地做到精准施策、对症下药，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在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的要求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落到实处，让社会治理的成果惠及全社会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家庭。

　　在此次洪灾中，人民群众体现的勇毅抗争和相互帮扶关爱固然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下形成的坚强的民族性格，而他们面对巨大灾难所表现出的定力和信心，当是源自对党和政府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治理体系的高度信赖。

　　天灾无常。自然灾害来临时，不会视国界为鸿沟，更不会因人类意识形态的差别而转向。中国灾害治理的成功经验告诉世界，只有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灾害。灾害治理当循此理，更广义的社会治理更应循此至理。人类共享一个地球，那么共建全人类共治共享的命运共同体自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作者系乐竞体育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