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须同舟共济，依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孙中山先生说过：‘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心聚在了一起、血流到了一起，共同书写了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统治、建设人民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英雄史诗。”辛亥革命在云南胜利后，云南军都督府提出“七族共和”思想，宣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这是结合云南实际对“五族共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七族共和”思想是辛亥革命时云南革命党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体现，对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可提供借鉴与启示。

　　结合云南实际，提出“七族共和”

　　“七族共和”思想是辛亥革命时云南军都督府的重要政纲，与“五族共和”思想有着密切联系。“五族共和”是民国初年重要的政治思想，强调汉、满、蒙、回、藏和谐相处，共建民国。1911年武昌起义后，湖北各界商议成立军政府相关事宜时，提出“改政体为五族共和”。随后在上海召开的共和联合会大会，确立依“五族共和”之意，以代表“汉、满、蒙、回、藏”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国旗。至此，“五族共和”已成新共和政体的基本政治理念之一。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标志着“五族共和”思想正式成为新建立的共和政体的基本政治理念。“五族共和”思想初步确立了民族平等的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与法理基础，促进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彭武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载《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在“五族共和”思想广泛传播之际，地处边疆的云南出现了“七族共和”思想。武昌起义后，云南革命党人迅速响应，于1911年10月30日发动了“重九”起义，推翻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建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1911年11月，发布《布告全省同胞文》，结合云南的民族情况，宣布云南军都督府的宗旨为“划除专制政体，建造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这就是“七族共和”思想。

　　云南民族众多，分布广泛，“五族共和”难以涵盖云南复杂的民族状况。因此，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都督府一方面吸收了“五族共和”主张民族团结、共建中华的思想，另一方面结合云南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夷”“苗”，将其发展为合汉、回、满、蒙、藏、夷、苗各种族为一体的“七族共和”。“‘七族共和’思想是云南军都督府对民国初年‘五族共和’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使之更适合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与需要。”(潘先林：《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军都督府民族政策析论》，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安定云南局势，践行“七族共和”

　　辛亥革命在云南胜利后，云南军都督府针对云南的实际情况，不仅提出“七族共和”思想，而且妥善对待满族官员和民众，使云南没有因为民族问题激起新的动荡，迅速稳定了政局。

　　缓和民族关系。早在起义之初，革命党人就强调“此次革命实系为改良政治、增进国民之幸福起见，非种族革命也。”云南军都督府也宣布“举凡汉回满蒙藏，以逮沿边苗、夷诸族，其生息于中国者，皆中国人。”“各界流寓满人，本军府亦必妥筹善法，以相安置，勿自惊扰。”这些缓和民族关系的举措，使辛亥革命后云南的民族关系较为和谐，没有出现大的民族冲突。

　　安抚满族官员。针对起义之初一度出现针对满族官员的行为，云南军都督府强调“不得妄生满汉意见”，并在给各府、厅、州县电报中指示不得把满族视为异族。这种安抚满族官员的政策，缓和了革命后的紧张局势，促进了政权的平稳过渡。

　　“七族共和”思想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时，云南军都督府创造性提出了“七族共和”思想并付诸实践，迅速安定云南全省，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和维护边疆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地处西南边疆，云南的稳定事关国防安全。辛亥革命在云南胜利后，革命党人面对外有列强窥伺，内有民族矛盾的严峻形势，迅速调整革命时期的“排满”政策，并针对云南的具体情况加以发展，提出“七族共和”思想，避免了因民族矛盾引起新一轮的动荡，稳定了革命后的局势。“七族共和”思想不但是“五族共和”思想在云南的发展，而且体现了云南革命党人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对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有借鉴与启示意义。

　　(作者系乐竞体育历史、文献所 朱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