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牟寻坐朝图。吴艳摄

　　甘露观音像。吴艳摄

　　大圣西方马头明王(左)与大圣西北方大笑明王。吴艳摄

　　石钟山，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城西南25公里处的沙溪镇，是石宝山的一座支峰，属老君山脉。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到访石宝山，后在其所著《徐霞客游记》中将此山称作“钟山”，“盖山中有巨石如钟”，因此得名。石钟山石窟(也称剑川石窟、石宝山石窟)，就依山开凿在石钟山陡峭的红砂岩石上。石窟造像雕刻精细，形象生动，内容独特，展现了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也是我国汉、白、藏、彝等民族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的见证，享有“西南敦煌”的美誉。1961年，石钟山石窟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

　　从现存题记来看，石钟山石窟开凿于850年(晚唐大中四年)，经历五代、两宋，止于1179年(南宋淳熙六年)，历经320多年陆续开凿而成。石钟山石窟的窟龛形制分为佛殿窟、方形或圆拱形浅龛和摩崖造像三类，共有17个窟，造像139尊，岩画1处，碑碣5通，造像题记40则。石窟造像以汉传佛教题材为主，但又有流传于大理地区的佛教密宗的佛、菩萨、明王、力士等造像，以及南诏时期的政治生活和南诏王室的家庭生活等内容，是研究南诏、大理佛教艺术、本土信仰以及其与中原、吐蕃佛教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地理位置来看，石钟山石窟分布于石钟寺、狮子关和沙登箐3个区域。其中，石钟寺区有8处石窟，分布于寺院后;狮子关区有3处石窟;沙登箐区有6处石窟，分布在石钟寺西南4公里处的山麓。

　　石钟山石窟自开凿以来，鲜为外界所知，唐、宋、元三代均不见于文献著录。明代，始有文人学士留下部分诗文，如当时云南有名的白族进士李元阳曾与四川谪滇状元杨升庵同游石窟，留下“剑川石宝山，缘崖多石像，有观音，有诸菩萨，石罗汉，皆若雕镂然”的记载。清代康熙时期的《剑川州志》有记载，“(石)钟山……有石窟、石佛、石狮、石虎、牛、马”，说这些石刻“精巧玲珑，工于雕琢，间有断指，百窍皆空”。清末民初赵宗瀚编纂的《石宝山小志》，则对石钟山石窟造像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石钟山石窟日渐受到关注，并为学术界所重视和研究。

　　二

　　石钟山石窟的造像，以石钟寺区为核心区，从规模、布局、技法、内容等来看，该区大多数石窟是有组织、大规模、高水平、长时间段开凿活动的结果。

　　石钟寺区的第一窟异牟寻坐朝图、第二窟阁罗凤议政图和狮子关区的第十一窟细奴罗全家福，是石钟山石窟雕造“王者造像”的3个石窟。异牟寻坐朝图为外方内圆的拱屋形龛，龛檐刻为三重，弧顶，平面呈方形，内龛门楣刻双层联珠纹，底部凿低坛。窟内共有9尊雕像，分别为王者、官员及侍从。王者头戴金刚宝塔莲花冠，展脚上翘，身着圆领宽袖锦绣袍，袖手端坐于龙头椅上。阁罗凤议政图为方形弧顶屋形龛，龛檐刻为三重，下面还雕出卷起一半的幔帐，极为生动逼真。窟内共有雕像19尊，分别为王者、官员、僧人、侍从、武士。王者头戴椭圆形豪华头冠，身着圆领宽袖锦绣袍，袖手端坐于龙头椅上。石雕人物衣纹流畅，衣服紧贴肌肉，衣薄透体，褶纹稠叠多皱，具有唐代绘画“曹衣出水”的流行风格。从殿堂布局、人物身份和仪态看，确乎是南诏王阁罗凤坐朝与臣属议政的雕刻图像，是研究南诏历史的珍贵资料。细奴罗全家福为一浅型龛，龛缘呈近似长方形的边框，龛中部雕长方形须弥座，座上雕5尊坐像，王者所戴王冠、所穿服饰、两手的姿势、衣纹的下坠方式以及交脚而坐的姿势，都与前述两窟的王者相同。目前学界对于“王者三窟”的主像为南诏王的结论基本上没有争议，但具体是哪一位王，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所谓异牟寻坐朝图、阁罗凤议政图和细奴罗全家福之说，是由20世纪50年代石窟调查者根据当地民间传说确定的名号。

　　第六窟明王堂位于石钟寺区中心位置，是石钟山石窟中最大的一窟，布局精巧，规模宏大，造型复杂，雕刻技艺精湛。石窟为殿堂式龛面，窟长11.26米，高4米，以6根方立柱将窟分隔为5龛。窟底部凿双重高坛，上层每龛前凿有4个束腰圆鼓形石雕，饰壶门纹，下层分为20个长方格，格内浮雕动物或花卉。窟内共有造像77尊，是石钟山石窟中造像数量最多的窟龛。其中主像13尊，分别为窟正中一龛刻佛及弟子阿难、迦叶，左右各两龛，每龛并列刻二明王，正中上方刻一幡形题榜，标识名讳，四龛合为八大明王。佛教中，明王是佛、菩萨为降伏众魔以及众生因无明而引起的贪、嗔、痴等障碍而显现的愤怒身，是密宗特有大神。石钟山造像有明王无明妃，是其特点。窟外左侧刻毗沙门天王跣足踏于一夜叉鬼背上，右侧刻大黑天神跣足立于覆莲台上。该窟是以大日佛为中心，八大明王与南北二天王护法的法会图景，其布局为佛经中常见的佛会图像的基本呈现样式。因为“八大明王”形象突显，传统的观点认为本窟造像的经典依据为《大妙金刚经》，因此称它为“明王堂”。

　　三

　　石钟山石窟作为西南地区古代文化艺术的宝库，体现了当地工匠精湛的石刻技艺和高超的创造才能。古代匠师们在开凿石窟的时候，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把人间之王搬上了佛山圣地。通过石刻艺术的形式，工匠把南诏历史上不同时期3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政治生活真实地记录下来，反映了南诏统治者听政、议政、出巡和坐朝的场面，是南诏社会的真实写照。其人物衣冠、器用与物件在《旧唐书·南诏传》《新唐书·南诏传》《蛮书》《南诏图传》《张胜温绘梵像卷》等同期文献、图像史料中均能找到依据。它既是南诏时期的艺术珍品，也是珍贵的民族史料，为后人研究南诏的政治、军事、文化，以至服饰、风尚等都提供了宝贵资料。

　　石钟山石窟也是我国各兄弟民族及我国同东南亚、南亚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南诏、大理在历史上与吐蕃相连，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石钟山石窟所在的剑川，自古以来就是通往吐蕃的交通要道，所以藏文化在这里也留下很深的痕迹。如第六窟明王堂中的八大明王是藏传佛教密宗的保护神，第七窟甘露观音后壁上有藏文题记等。

　　在石窟中，甘露观音像的胸口是中空的，面部有着当地妇女的典型特征。观音端坐于精美的须弥座上，一手拿着柳枝举到肩部，一手托着金钵仰掌当脐，整个身躯始终保持着向众生抛洒甘露的动感。当地人常常称其为“挖心观音”或“剖腹观音”，古代工匠取“掏心”之义，把佛教想表达的观音普渡众生的菩萨心肠表现得淋漓尽致。

　　梵僧造像在石钟山石窟中出现了4次(第一窟异牟寻坐朝图中的线刻梵僧像、第十窟天竺僧人像、第十二窟佛菩萨像中的梵僧像、第十七窟线刻梵僧像)，表现出来自天竺的梵僧沿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传播佛教的情景，反映了当时西南边疆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

　　大黑天信仰与图像于南诏时期传入云南后，发展出云南特有的大黑天图像。在石钟山石窟中，大黑天神与毗沙门天王同时出现，这种搭配在印度和我国中原及吐蕃地区均不曾被发现，属于云南大黑天神图像的一大特色。大黑天神除了为佛教护法神之外，还被当地多个民族奉为土主、本主神祇，因此大黑天神在南诏、大理的本土化，既有造像特征的演化，也反映出神话传说的本土化。

　　石钟山石窟开凿于唐末宋初，大都是成熟、饱和的艺术作品，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佛教艺术的内容。此时的造像受中国传统思想和艺术理论影响，向着现实主义方向发展，佛教造像日趋世俗化，人物造型来源于现实生活，富于人间的生活气息。石窟中一些人物造像圆脸、宽鼻翼、厚嘴唇的面部特征以及勇武彪悍的形象，显得纯朴而生动。

　　(作者：乐竞体育宗教研究所 肖耀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