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客观记载一定行政区域内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基本状况并代际传承的资料性文献，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历史上的地方志也称方志，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两类，内容涉及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迹以及诗文、著作等。以省为单位的方志称“通志”，元代以后著名的乡镇、寺观、山川也多有志。

　　云南省根据《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部署，地方志修续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至2020年6月，全省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实现全覆盖，共修成省志69部，州(市)志16部，县(区)志128部，圆满完成国务院下达的“三级志书全部出版”目标。在此基础上，启动了谋划、布局第三轮地方志续修的工作。当此之际，回顾云南历史上封疆大吏治理云南中推进方志编修的举措，对于谋划、实施第三轮地方志续修，持续推进云南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应该大有裨益。

　　据实以著 传承文脉

　　清代以前的历代王朝都高度重视编修地方志，把修志作为“传承文脉，后代勘鉴”的重要工程，延续至清代，地方志数量达到空前水平，云南也不例外。明代现存的云南志书仅10种，而清代现存云南方志209种、亡佚的方志数量为104种，其中又以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的志书数量最多，现存74种，亡佚30种。在全国存留下来的方志中，阮元任两广总督和云贵总督时监修的《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稿》，以及广西巡抚谢启昆监修的《广西通志》备受推崇，体例多为后来修志者所仿。梁启超说：“大约省志中，嘉道间之广西谢志，浙江、广东阮志，其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道光间之畿辅李志、山西曾志、湖南李志等，率皆踵谢、阮之旧，而忠实于所事，抑其次也。”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揅经老人、怡性老人，谥号文达，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进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遍任山东、浙江、河南、江西、湖广、两广、云贵等地，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其或提倡学术，创设各种学堂、书院，奖掖后进，嘉惠士林;或重视金石考据，致力于典籍文献之掌故整理;或弘扬盛世修史修志传统，积极开展地方志编纂，从而将为政与为学有机结合起来，既兴盛了地方文化，又实现了个人学术理想，是学者型官员的典范。

　　阮元于道光六年(1826年)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云贵总督长达9年，其在云南边疆提倡朴学(考据学)，延揽学者从事编书刊印工作，发掘、编修云南地方文献，为繁荣云南学术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修志的原则和学术思想，对丰富方志理论、指导现今修志有重要意义。

　　阮元认为：“明代事不师古，修志者多炫异居功，或蹈袭前人而攘善掠美，或弁髦载籍而轻改妄删，由是新志甫成，旧志遂废，而古法不复讲矣。”所以阮元主张在“无改旧贯”的基础上，“据实以著其本原”，反对修志标新立异，主张重视文献原貌，以及注明资料来源。在志书体例上，他反对标新立异，倡导合乎史法的方志体例。因此《云南通志稿》依照旧有方志体例，下设天文、地理、建置、学校、祠祀、武备、秩官、选举、人物、南蛮、艺文、杂志诸志，各志下又分细目，各纲目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同时，阮元对金石资料也非常重视，曾指导其子阮福搜集云南著名古金石拓片，著为《滇南古金石录》，利用金石文字考证经史，补史籍、史传所未备，丰富考证方法，是较早使用“二重证据法”的学者。在纂修《云南通志稿》时，阮元倡导在“艺文志”中设“金石”目，“存其目，甄录其文”，收录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经世致用 备考资政

　　阮元在纂修《云南通志稿》时，重视志书编纂“经世致用”为国事服务的功能。在志书体例上，他根据云南少数民族众多的特点，设“南蛮志”，首创“方言”目;在“艺文志”下专设纪载滇事之书、滇人著述之书，对云南的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保存，便于云南文化的传播。在志书内容上，他非常重视边防、水利、地图等内容，边防、水利往往以图辅之。他认为，图存，则经界明析，疆域之广袤、水利之堤防则展卷可知，因此在《云南通志稿》中，附有云南全省图37幅，各府州县经界明析，一目了然。阮元还专门著述了《云南黑水图解》，篇末附图1幅，并在图中标明南盘江由粤西入南海，礼社江由交趾入南海，澜沧江由南掌入南海，用图标示起到左图右史的效果。

　　另外，由于乾嘉时期，盐税、铜政是云南地方财政重要支柱，为了服务于清廷，阮元在《食货志》专列“盐法”和“矿厂”，此后的云南省志都将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形成定例。光绪十五年(1889年)六月出任云贵总督的王文韶，后来在《续云南通志稿·凡例》中再次强调：“盐法矿产为滇南大政……阮《志》皆于课程之外，另列一目。今以现行事例补载备考”。

　　鸿通博览 遴选专才

　　阮元特别重视方志修纂人员的选拔，他认为方志编修者对方志的质量起决定性的作用，提出修志须选用“鸿通博览者、富于学而肯勤其力者”，同时在分工上需“肩任得人”，选用专才。

　　《云南通志稿》编纂过程中，阮元创设云南通志局，主要负责凡例的制定以及修纂人员的选定等工作。他除了亲自参与修志实践，还因事设职，完善了地方志编纂人员的管理。修志人员的职衔上，比起康熙、雍正两部志书，除了总裁、总阅、提调、监修、督办、董理、纂修、分纂、校对外，增加了绘图、管理局务、管理经费三种职务。

　　阮元没有门户之见，非常重视人才，不仅邀请退休回滇的王崧担任主纂，王崧擅长经史考证。同时，还延请当时罢官的浙江黄岩石曲人李诚，李诚精于山川地理，有《云南水道考》《万山纲目》《新平县志》等著作。二人前后相继，合力修志。

　　史地并重 以备考览

　　阮元认为一本好的志书应该“序述赅备，体例谨严，兼史家之三长，考地理于千古”，这一观点在《云南通志稿》中得到充分体现。阮元认为，方志应该地理、历史并重：“自古史传，人事与地理相为经纬者也。人事月改日易，而终古不易者，地理也。同一郡县山川，在汉某年为治为乱，在唐某年为失为得，贤良之遵循，忠烈之婴守，灾害利弊，前史俱在。修郡志者，是宜史地并叙，以备考览”。

　　在志书的具体内容上，阮元既重视图标、分野、地理沿革、山川，也重视事略、人物、艺文。比如“南蛮志”其中“种人”一目，收录了道光以前纂修的府、州、厅、县各志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资料，涉及百余个古代民族的地理分布、族属、风俗等，并附了由清代云南著名画家李诂(仰亭)绘制的119幅民族风情图像，展示其服饰、社会生产、习尚等内容。再比如在“秩官”一门中，“土司”占6卷之多，涉及土司的分布、历史源流、政治经济等内容，翔实反映了云南土司的历史地理状况。

　　旷古无俦 鹤鸣悠长

　　在阮元主持下，汇集多位学士通儒编纂的《云南通志稿》成为地方志中的翘楚。其上起秦汉，下迄清代道光，卷帙宏富，内容详瞻，全书216卷，总目13，子目68。篇目分类合理，编排有序，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可以说是志书中的上乘之作。阮元编修《云南通志稿》不仅是其学术修养的实践，更体现了其作为云南治理者对云南地方的熟悉与热爱，他研究学问，修撰方志，乐在其中：“如此园林如此鹤，屈指廿年无此乐。”“不如安坐南云下，笑指此云称老翁。” 热爱云南之情跃然纸上。

　　晚清经史考据大家王先谦在给藏书家缪荃孙的信中，高度评价阮元和《云南通志稿》，认为阮元(文达)对云南山水地理的学问，自古及今再没有人能够相比：“所撰《云南通志》刻已成书，公自名曰《通志稿》，实宝书也……文达水地之学，旷古无俦”。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文献所  图片提供：云南大学图书馆高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