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泽县文管所收藏的宝云铸钱局铜锭　　

　　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七十六·食货志八之四·矿厂四·京铜》(局部)　　

　　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 会泽县文联提供　　

　　会泽白雾村滇铜京运路线示意图 刘鸿燕 摄

　　

　　今年1月，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云南省“十四五”城乡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制定了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十四五”发展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在加强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滇铜京运等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保护，扎实推进集中连片保护发展试点示范工作。

　　滇铜京运，史称“南铜北运”，始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终于宣统三年(1911年)，前后历时185年，是关系清王朝财政金融兴衰成败的要政、大政。每年云南各府、州、县铜厂，完成额定的总计六百三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斤(633.144万斤)京铜，经由各地铜店集中，转运至东川铜店(东店)和寻甸铜店(寻店)，途经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然后转入运河，经山东，渡黄河进入河北，最后由天津进入通州，直抵北京。其间，途经今天的11个省(市)，贯穿大半个中国，水陆联运，跋涉万里，故称“关山万里运京铜”。滇铜京运以其运程遥远、道路艰险、运量巨大、运时漫长、动用人力物力庞大，运制完备、持续长久，影响深远，贡献巨大，创造了“今古奇观”，也在云南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璀璨的篇章。

　　滇铜京运的历史背景

　　清代沿袭明制，在京城的工部和户部分别设立宝源局和宝泉局，并在各省设立铸局。清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鼓铸“顺治通宝”铜钱。清前期的几代皇帝吸取元、明因开矿引起动乱的教训，一般都严厉禁止开矿。随着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迅猛发展，人口的迅速增加，货币需求量随之剧增。因此，解决日益剧增的铸币所需的铜料，成为关系财政金融稳定而亟待解决的大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海禁开放，中国铸币用铜就几乎全部从日本进口。但好景不长，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日本德川幕府开始实行“锁国”政策，严禁船只出国，包括铜矿在内的各种矿产资源也严禁出口，清政府铸钱所需之铜只得转而依赖国内矿山。

　　云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铜矿储量丰富，“滇多矿而铜为巨擘”(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开采历史尤为久远，早在3200年前的商代晚期就已进行开采和冶炼，至明嘉靖年间所铸“嘉靖通宝”钱币则宣告滇铜铸币历史的开始。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上奏《筹滇十疏》，提出以滇铜之丰饶，应“鼓铸宜广也”“矿硐宜开也”的理财之策，建议大力增设铜厂，广泛开采铜矿，得到朝廷采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朝廷在昆明设立官营铜店，为各省采购京铜创造了条件，初步形成了云南铜矿业采、供、购一条龙的体系。

　　与此同时，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到雍正八年(1730年)，长达31年在东川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极大地推动了东川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东川铜矿业进一步兴旺发展。雍正四年(1726年)，东川由四川划归云南，同时增开汤丹等厂，铜厂大旺。一向注重矿山建设与开采的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朝廷：滇省增开汤丹等厂以来，铜产量大幅增加，除了本省使用，每年有余铜200多万斤，官方无力采买，建议朝廷动用盐税余款收铜，再“转运至江南等省，令收买还项”。这一奏疏得到朝廷批准：“将滇省余铜，令该督动盐务银六万两收买，委员以一百余万斤运至汉口，以备湖北、湖南采办之用;以一百余万斤运至镇江，以备江苏采办之用。”雍正五年(1727年)，东川所产之铜外运汉口、镇江，然后转运北京，标志着滇铜京运正式开始。

　　乾隆三年(1738年)，朝廷全面停止采办日本洋铜，更大规模的滇铜京运随即拉开序幕。

　　滇铜京运的路线

　　乾隆六年(1741年)，清廷最终额定了云南每年运出京铜数量为633.144万斤，分别运往寻甸、东川两个铜店，出境后转运北京，“自滇至京，长途万里”。滇铜京运的全过程，包括分运、递运和长运三个阶段。分运是指从各生产厂运送到收购和储存铜料的地点即铜店，递运是从各铜店依次运到四川泸州铜店的运程，长运是从泸州沿长江航道再转运河水道而达北京的过程。

　　云南负责京运铜的铜店为东川铜店和寻甸铜店。东川府所辖汤丹厂、大水沟厂、碌碌厂等铜厂，将京运铜由各厂经林家渡(今板河口下游)渡过小江，再经新厂、小江口、尖山沟、尾坪子、焦家坝、大村子、热水塘，渡以礼河进入东川铜店，或再由东川经待补、大水塘、功山至寻甸铜店。由东川铜店和寻甸铜店，分两条路线运往四川泸州铜店(泸店)。寻甸铜店路线：由寻甸取道宣威，经威宁、镇雄到泸州;东川铜店路线：大水沟厂、碌碌厂等铜厂的铜料沿播卡梁子运至小江口象鼻岭。

　　鉴于陆运成本较高，为节省运铜成本，乾隆五年(1740年)，云贵总督张允随报请修浚金沙江为运铜水道，同时修整陆路。次年，水运开始。然而，金沙江滩险流急，巨石暗礁无数，运铜船只时有触礁沉船事故发生，铜料损失巨大，遂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停运。而后采取分段通航的方法进行水运，持续一段时间后，核算成本仍比陆运成本还高，于是，铜运上半程又改为陆路为主。

　　铜运改程后，铜料仍在象鼻岭集结，由马帮装驮，过小江，沿大湾子爬高家坪经云峰进娜姑达白雾，再由白雾至东川府城(今会泽县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巧家富绅刘汉鼎捐资修筑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古道起自小江口，终点为东川府城(今会泽县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道成，“较旧近二十余里”，此后，铜运马帮和民间往来均改行此道。京铜运至东川府城(今会泽县城)办理通关文牒后，即由会泽北上昭通，经大关、盐津豆沙关直达泸州总店。至今，会泽县娜姑境内仍留存有两段保存完好的铜运古道，一段为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另一段为云峰铜运古道，均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滇铜运到泸州后，陆运基本结束，开始水运。运铜船队从泸州起航，至扬州仪征市大运河口起驳，大船满载京铜扬帆北上，在通州上岸，到京城户部和工部交货。至此，一次完整的滇铜京运始告完成。通常情况下，东川府每年运铜4次，从泸州至北京水运路段，每次有8支船队，每支船队13艘大船，每艘大船运铜6万余斤。陆运则需马匹9000余匹次。每起京运的期限，大约为一年，交铜后，从京城返回云南的时间限定为99天，延误或超期都将受到相应的严厉处罚。据《云南铜政考》一书统计，滇铜京运陆路2200余里，水路8200余里，全长万里之上。

　　滇铜京运的贡献

　　滇铜京运为国家财政金融作出了巨大贡献，云南也因此具有了全国性的战略地位，对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清代东川乃至云南全省，铜矿生产占据了全国十分重要的位置，仅以乾隆、嘉庆时期来看，“云南作为全国的铜原料供应地，铜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5%”。滇铜京运保证了清廷铸币所需大量原料——铜料的供应，为支撑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固提供了有力保障，作出重大贡献。《清高宗实录》载：云贵总督爱必达奏称：“其汤丹、大碌等各厂二十四五两年，办铜二千六百余万两，共得课息银五十余万两。”随着滇铜京运的进行，清政府每年向东川府所征税银由300余两增加为50余万两甚至到乾隆中期的100万两，其增长之迅猛，对国家财政贡献之大，可见一斑。

　　滇铜京运的影响

　　滇铜京运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滇铜京运将云南与中央乃至全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云南在为稳固和促进清王朝财政金融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得以飞速发展，出现了“远人骛利纷沓至，运甓芟茅安井臼。顿令空谷成市廛，铃驮骈阗车毂走”的空前繁盛景象。

　　政治影响。由滇铜京运带动形成的农矿并举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催生了一些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尤以享有“万里京运第一城”美誉的东川府(今会泽县)为显著。因矿业兴旺和滇铜京运，推动了东川府由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变为农矿并举的经济模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经济影响。滇铜京运直接促进了云南地区采铜、冶炼、鼓铸、加工等铜矿业的迅猛发展，进而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城镇的繁荣鼎盛。仅以东川府来看，年平均铜产量达800~900万斤，最高产量为1400万斤。从铜厂人数来看，汤丹厂“厂民曾达10多万人”。人流、物流、资金流高度聚集，使得矿区成为一个需要大量聚集粮食、燃料、生产和生活物资的区域。铜矿业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多个产业的联动发展，从而促进了云南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城镇的繁荣。

　　文化影响。滇铜京运带来云南铜矿业的迅猛发展，引发了清代的移民浪潮，陕西、甘肃、安徽、江西、贵州、四川、湖广等10余个省份的富商大贾、贩夫走卒、矿工、工匠、民夫、文武官员云集于云南。云贵总督张允随曾于乾隆七年(1742年)和乾隆十一年(1746年)先后奏称：“外省游民流入滇境者不下数十万，皆赖开矿走厂度日”;“滇省……惟地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民人，亦多来滇开采”。滇铜京运带来多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构建起了云南多元和谐的文化格局。如今，素有“万里京运第一站”之誉的会泽白雾村尚存的会馆、文庙、清代四合院以及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三坊一照壁等诸多建筑样式，就是滇铜京运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交流、交融、和谐共存的历史见证。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文献研究所  刘鸿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