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初阳:构筑近代云南多元一体的文化发展格局 ——岑毓英治滇文绩述略
时间:2021/3/22 14:56:17|点击数: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25个,其中15个为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民族众多及文化多样性是重要省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云南形成以汉文化为主,各少数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一体发展格局,这是包括汉族在内云南各族人民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结果,也与历代王朝的边疆文化建设政策有关。19世纪下半期,英法列强在南亚东南亚积极扩张殖民势力范围,中国西南边疆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云贵总督岑毓英加强边疆文化建设,对团结各族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利益起到积极作用。今天云南大力推动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借鉴历史宝贵经验,做好边疆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历史镜鉴,有利于铸牢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格局
云南特殊的地理区位使云南成为中华文化与南亚、东南亚文化的交汇地。多种文化因子碰撞交融,使云南历史文化格外丰富多彩,不同时期出现过滇、哀牢、昆明、爨、南诏、大理等地方文化,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丰富色彩。历史上云南各民族不断迁徙、分化、演变、融合,到明清两代各族的分布和特点才趋于稳定。今天云南各民族具有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族节庆活动、世界文化遗产丰富多样之特点。
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以滇池为中心设益州郡,汉文化逐渐在云南传播。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各个时期,中原文化以多种形式在云南地区传播。到元代设立云南行省,“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文风大兴”,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云南广为传播。明朝有组织地大规模移民,汉族成为云南人口最多民族;清代推行改土归流,边疆民族地区普遍实行与内地相同的流官统治制度。此时期云南广设学宫、书院等文化教育机构,主流汉文化发展与内地已相差无几。
近代以来,由于清王朝统治腐朽,社会矛盾尖锐,云南爆发各族人民反清斗争;英法列强吞并缅甸、越南后,将云南视为入侵中国广大内地的“滩头阵地”,殖民势力不断渗透。云南边疆稳定与否,事关国家安危。
开科取士振作民心
岑毓英出生于广西没落土司家庭,于1855年率武装进入云南,参与清政府镇压云南各族民众反清斗争行动,在此过程中平步青云,成为主政云南的封疆大吏。这些史事在学界已有深入研究,本文仅讨论其在近代云南文化建设上的作用。
为维护边疆社会稳定,岑毓英加强文教建设,于1870年恢复云南中断14年的科举考试,希望通过此举“作士气而振人心”。由于战乱影响,滇省广大学子心怀梦想,励志穷经,却不能在科考中一显身手,岁月蹉跎,难免心存怨望,故“联名呈请举办”。岑毓英顺应民心,主持当年庚午科乡试,将本届及以前各届应取名额部分补录。民心振作,“士子感激奋兴,来省肄业者乐竞体育”,有力推动全省文化教育事业恢复发展。
据《新纂云南通志》统计,因晚清战乱影响,云南全省92座学宫中有64座遭到破坏,轻者倾圮过半,重者完全损毁。各地书院、义学也多残破荒废。昆明五华书院是云南省创办较早、层次最高、影响最大、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书院,育材书院次之,惜毁于战乱。岑毓英主持修复工作,并大胆变革,以当时云南省财政收入中最稳定的盐税为经费,使两个书院迅速恢复发展。清末推行新政,五华书院与育材等书院合并,改设云南高等学堂,继续为云南培养人才作贡献。由于云南到北京路途遥远,岑毓英还捐资在巡抚、总督衙门左右空地建盖铺面140多间,每年租金1000多两银,用于资助学子进京赶考。
经岑毓英与全省民众不懈努力,云南学宫、书院及义学等文化教育机构得到恢复发展,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云南继续传播。
主持国家典祀恢复民间俗祀
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之特点,在宗教上亦有反映,清代云南宗教活动分两大类:一是官方主持的公共祭祀,称为典祀,其场所有社稷、神祇、先农等坛,武帝、文昌、城隍等庙,及各地忠烈、节孝、贤良、名宦、乡贤、昭忠等祠。其中的矿神庙、金马山神祠、碧鸡山神祠等,颇具地方文化色彩。云南各级政府官员每年定期到这些场所举行祭祀活动,或为倡导立国之本的重农思想,或为强调全民共同遵守的一些伦理纲常。二是民间流行并得到官方认可的祭祀活动及场所,称为俗祀。如佛教之庙宇、道教之道观、伊斯兰之清真寺等,颇具云南地方特色者有土主庙、大黑天神庙、品甸庙、苍山神祠、义虎祠等。未得到官方和主流社会认可的迷信活动及邪教等,称为淫祀,为法律所禁止。
据《新纂云南通志》记录,岑毓英参与修建修复的官方典祀场所21处、民间俗祀及寺观13处、历史文化建筑6处,共计40处,在文化建设上充分考虑到云南民族地区宗教多元之特点,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兹举几例:
省城昭忠祠:清朝规定各省建昭忠祠纪念阵亡清军将士。中法战争后,岑毓英捐资在昆明北城门内昭忠祠外加盖三层,安放中法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滇军将士牌位,供人们瞻仰祭拜,成为云南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象征。
楚雄土主庙:一些地区称为本主庙,在云南彝族和白族聚居区较为常见,多祀大黑天神或地方民众崇拜的祖先、英雄及传说人物等,是佛教密宗与云南地区原始崇拜相杂糅的产物。楚雄土主庙在邻家凹,为巡抚岑毓英捐廉银而建。土(本)主崇拜在云南各民族地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岑毓英在楚雄捐资建土主庙,对促进地方民族关系和谐有积极影响。
曲靖都天阁:晚清云南瘟疫肆虐,据学者研究,“咸丰、同治年间,仅云南、澂江等七府、厅,死于鼠疫的人口即达150万。”由于没有可靠的防治手段,人们寄希望于神力,云南民间相传都天太子为瘟疫之主,故从咸丰至光绪年间,在许多地区建有都天太子庙。岑毓英建曲靖都天阁,与民众共同祈福避灾,有凝聚民心、提振士气之作用。
昆明一塔三坊:常乐寺塔(又称东寺塔)建于唐中期,为13层密檐式空心砖塔,与西安小雁塔形制相似。忠爱坊始建于元代,为纪念元代云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治滇功绩。金马、碧鸡坊始建于明,为纪念汉武帝派人求取云南金马、碧鸡神之事。这些建筑高大雄伟,造型精美,是云南与内地文化、科技密切交流共同发展的成果。到晚清,常乐寺塔毁于地震,三坊亦毁于战火。光绪九年(1883年)岑毓英主持重建工作,带头捐银2000两,地方士绅百姓踊跃参与。捐助人有姓名者15人,可以确定的身份有地方文武官员、商人、儒学教职人员及社会慈善人士等,登记的各社会团体机构约70个(类),包括商业、社区、会馆及政府机关等,宗教团体有佛教龙华会、道教南斗会及回教客商等。捐赠除银钱外还有不少实物,可谓不拘一格各尽所能,生动展现云南和谐包容的多元文化,以及社会各阶层民众对地方文化事业建设的支持和参与。
重视方志编纂发展慈善事业
方志具有资政、教化、存史等功能,编修方志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光绪九年(1883年),岑毓英以清道光《云南通志稿》修成后云南社会发生变迁,而文献无征,遂设通志局,聘请云南著名学者许印芳、赵藩等续修省志。所修光绪《云南通志》按前志体例,据案册、采访补道光至光绪初近60年史事于各目之后,是研究云南近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楚雄姚安人甘雨,历时七载,六易其稿,编成光绪《姚州志》12卷,岑毓英对他的工作十分赏识,欣然命笔作序。岑毓英对云南各地文化古迹的保护建设也十分重视,曾为通海奎星阁题“冠冕南州”匾,为蒙自缘狮洞题“滇南第一洞天”匾,为通海秀山涌金寺题写对联“大度包荒,统四海九州,咸归无量;和悦处众,历千秋万古,不改其常”,重修大理府太和学宫时还亲撰碑文,今天已成为云南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
慈善事业在促进社会和谐及良好风尚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中国历代王朝政府都很重视。晚清昆明官方所设救助机构有普济堂、敬节堂、育婴堂、寄生所等,有政府专项经费支持;民间亦有稀饭厂、施棺会、保庶堂、同善堂、体仁堂、尽心社、养疾院等,因经费少且无稳定来源,多不能长久。同治十二年(1873年)云南省内局势稳定后,岑毓英即着手恢复普济堂,并拨盐税为可靠经费,由云南布政司指派专人负责,使贫苦残疾的老年人有一个栖身之所。光绪九年(1883年)又与官员共同捐资,在昆明大西门内钱局街大井巷建盖200多间平房,设敬节堂收容穷困无助的孀妇。后又集资建盖铺面,以租息为维持经费,此慈善机构一直存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民众感于岑毓英的善举,当其在昆明逝世,“殁于任所,柩出南城时,经过普济堂前,堂中老民均出而跪送。”(载于罗养儒《纪我所知集》)
近代以来,英法列强以武力不断蚕食云南边疆领土,在文化、经济上大肆渗透。岑毓英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铸牢边疆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对英法殖民势力入侵,云南各族人民坚决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不仅有清政府组织的滇军在中越边境地区英勇抗击法国侵略者,还涌现出刀安仁、左孝臣、项从周、早乐东、勒墨夺扒等自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民族英雄,他们“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
(作者系云南省社科院梁初阳)
来源/作者:云南日报 责任编辑: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