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骁，山东巨野人，乐竞体育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博士后，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南边疆史、边疆治理研究;吴莹，云南开远人，乐竞体育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边疆治理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ZD215);国家社科基金(SKYZD201912)

　　【摘要】近年来，中国边疆学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在与其他学术体系和他国学术体系相交叉时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当前中国边疆学研究亟需凝练并整合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话语体系。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应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进而将中国边疆学研究推向国际主流学术视野。本文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立场出发，尝试对建构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文化路径进行探索。

　　【关键词】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文化路径

　　话语体系，“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密码，蕴含着一个民族国家特定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作为三大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传承文化、交流思想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学作为独立学科，必然需要建构起自己的话语体系。李国强指出：“当代中国边疆学的发展与建设已经进入了新征程。随着边疆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边疆史地研究为主体的传统中国边疆研究，正在步入学术转型、学科建设的重要时期。”如何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话语体系，是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边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文化观念在构建理论基础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文化这一概念指向了人类的精神活动，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其外延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某一特定民族、社区、国家或社会集团的区别于其他人群的社会生活方式。而语言是文化显现意义和传播价值的必要载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了语言与文化意识之间的联系：“意识”受到物质的“纠缠”，这里的物质表现为“语言”，“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这昭示着意识形态与话语之间具有本质性联系，这种本质性联系既是交往实践联系同时也是文化联系。语言在现代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随着语言符号学家(索绪尔等)揭示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双重属性，语言本身开始进入哲学研究领域，并且引发了“语言学转向”。福柯认为“话语是被建构的，这种建构与真理、知识及权力密不可分”，“话语生成从程序可以分为外部的、内部的以及话语主体的控制程序”。之后，文化理论学家斯图尔特·霍尔将话语引入文化治理领域，揭开了话语与文化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协同机制。斯图尔特·霍尔认为文化中的意义是通过两个表征系统建构的，即通过在各种事物(人、物、事、抽象概念等)与概念图(文化)之间建立一系列相似性，从而赋予世界以意义;通过将一系列符号安排和组织到表征概念图(文化)的语言中，从而建立事物、概念和符号之间的联系，并在语言中生成意义。由此可见，意识形态、文化与话语之间具有本质性的联系，而话语通过表征过程在这一联系中生成了意义，与此同时，话语体系本身是被建构的。厘清意识形态、文化与话语之间的逻辑联系是探索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文化路径的必要前提。

　　构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不仅可以形成一致的当代中国边疆观念，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有助于加强中外交流合作，提升中国边疆学的国际话语权。本文在此意义上基于中国边疆学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需求，回应西方边疆话语体系提出的挑战，运用中国边疆学理论，从话语主体、议题设置、解释权力的分配与控制、传播平台参与等话语实践与社会文化实践方面，探索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文化路径。

　　一、以“大一统”为核心理念：中国传统边疆话语体系建构经验

　　中国的王朝国家时代持续了两千年之久，丰富的史籍文献与正史编纂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这与“大一统”思想的长期延续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李大龙认为“历代王朝更替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由此不仅形成了所谓‘二十四史’构成的正史系统，更是形成了历代王朝支撑起来的传统话语体系”。要全面揭示中国在历代王朝更迭中建立起来的传统边疆话语体系，就需要从以正史为代表的史籍编纂入手，从史籍的边疆叙事逻辑中总结王朝国家时期的边疆话语体系建构经验。

　　《史记》作为中国传统史籍编纂的典范，将“大一统”作为基本社会意识形态进行了疆域书写，进而建构起了王朝国家的理性历史，奠定了后世史书的基本历史书写基调——即以王权为核心的“大一统”思想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书写。中国传统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由此在后世史书的书写中具有了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被描述为社会发展的共性，即“大一统”理想的产生与终极实现。这种一致的历史意识使得史家的书写具有了共同的“王朝国家”立场，以解释王朝统治合法性为书写目的。在这一话语体系之下，王朝更替的历史经验就成了王权的转移而非国家性质的改变，历史书写的目的仅在于证明王权的合法性，而非王朝的永恒唯一。在“大一统”这一历史意识之下，王朝国家时代的历史书写呈现出了王朝国家时期的基本历史理性：即历史意识与历史规律的逻辑统一。

　　“大一统”思想作为王朝国家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历代史家的边疆书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即在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在对边疆地区的历史书写中进行疆域归属、政治身份和族群身份的正确定位，以此作为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这为当代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明确的经验启示。

　　第一，王朝国家时代史家的边疆话语体系，是在“大一统”观念引导下进行的整体历史书写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进程被书写为一个整体，即将不同时间、空间的历史视作整体中国的历史进行跨时空的联结，无论在传统中国辽阔疆域范围内存在何种文化、景观、地理环境上的差异，其性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均属于“大一统”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关于国家统治的观念至迟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小雅·北山》中所谓“王土”与“王臣”的表述，将土地与人的归属引向王权，这标志着世袭制王朝国家开始形成，族群的最高权力开始集中在“王”(天子)的手中。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使得先秦以来的“大一统”思想具有了可以对应的现实存在。“大一统”思想成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并开始进一步深入社会实践，在边疆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发挥着指导作用。

　　第二，在具体的历史观念范围内，以“天下观”“服事观”作为引导，传统史家对中国进行了“大一统”体系下的历史书写。王朝国家时期的史书书写自有其空间范围。与现代主权国家所使用的“领土”概念不同，王朝国家时代没有“主权”这一概念，通常使用“疆域”“王土”等词汇，来表述对某一地区具有所有权。自《汉书》作《地理志》，后世史书大多延续了这一史书体例，在《地理志》中记述王朝国家的疆域范围。汉代以来，王朝国家实际的疆域范围逐渐明确。“天下”一词的历史意涵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天下”往往被统治者用来称呼统治区域，与“九州”“四海”等词汇混用。但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历代王朝的统治疆域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产生盈缩变化，而一旦某个区域脱离了王朝国家的疆域范围，史书的书写就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遇——从“天下”观念出发，这些区域也依然是“王土”，但王权却无法直接在这些区域进行实际的统治。直到清代实现“天下”与“中国”疆域的重合以前，这一问题是始终存在的。为解决这一现实疆域情况与“天下”疆域理想的差异，“大一统”思想中的另一种观念就开始对历史书写发挥指导作用，即“服事”观念。在“服事”观念的引导下，中原王朝统治区域以外的政权实体有了明确的政治身份，即作为“天下”一部分的藩属政权，即便中原王朝并没有直接对其进行统治，但这些藩属区域仍然没有脱离名义上的王权统治范围，“大一统”体系在书写中依然是成立的。这是“服事”观念最主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是“大一统”思想作为历史意识指导历史书写的第二个具体表现。在“天下”观念和“服事”观念的共同作用下，历代史家通过对历史的书写已经基本解释了王朝国家的统治合法性，构建起了基于传统历史经验的“王朝国家”的统治话语体系。

　　第三，对“夷夏观”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与吸纳。早期史书的书写中，强调“夷夏有别”并不会对“大一统”书写构成绝对的影响，同时，在“用夏变夷”的书写模式之下，“夷”的汉化也是完成“大一统”书写的必要补充之一。但随着边疆族群开始入主中原，文化的差异对传统“华夏正统”观念构成了巨大威胁，史书中的“大一统”书写就开始受到强烈冲击，例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就以“礼崩乐坏”来描述这一历史现象，强调蛮夷入主中原之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大一统”衰落现象。在这一历史经验的指导下，史家的历史意识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华夷一家”就作为历史意识成为了历史书写的补充指导。文化上的差异被淡化，“夷夏有别”的二元对立最终也就过渡到了“夷夏一家”的书写统一，被“大一统”思想所吸纳，多民族统一国家就此成了“大一统”书写的最终归宿。可以看出，面对文化异质性的问题，史书的书写也是随着“夷夏观”这一历史意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从最初的二元对立走向了逻辑统一。

　　从上述历史视角的分析可以看出，王朝国家时代所构建的边疆话语体系，是在“大一统”历史意识之下完成的。这一话语体系以“天下观”“服事观”作为引导，并对“夷夏观”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与吸纳，最终对边疆区域的地域归属、政治身份、族群身份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与阐释，完成了王朝国家时代“大一统”思想下的边疆话语体系建构，呈现出边疆作为天下组成部分的理性的历史发展进程。王朝国家时期边疆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背景下，应当从传统历史书写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强调中国话语的主导性，与西方话语体系相区别。在中国的国情和当代语境下，建构边疆学话语体系首先应当从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找历史经验，同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行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理性的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这是掌握中国边疆话语权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二、批判与回应：西方边疆学话语体系

　　随着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学术话语建构和学术成果产出及传播途径在全球范围建立了强势的话语权。在边疆学研究领域，西方国家也持续输出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边疆理论话语。西方边疆学研究对中国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中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回应这一挑战，是目前我国建构边疆学话语体系亟须解决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边疆话语体系构建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即“在新航路开辟以后，特别是在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出现并形成相关理论之后才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需要指出的是，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同时也是殖民主义不断向全球扩张的时期。西方边疆学话语体系在学术因素之外乐竞体育地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与文化扩张的同质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9世纪后半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加强对远东地区的殖民活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北美殖民地在18世纪末宣布独立，促使欧洲各国找到新的资本出口和原料产地;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西方中心观(欧洲中心论)为基础构筑起了一整套现代文化语境，在这一语境中，西方文化是崇高而先进的，把先进的西方文化传播到世界其他区域的行为被渲染为民族的责任和荣耀。因此，在现代文化语境中诞生的西方边疆学理论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并为西方资本与文化的全球扩张在学理建构和实践途径上提供合法性。这主要表现在，西方现代边疆学的诸多理论成果，大多与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需要相适应。

　　首先，从政治性上来看，西方现代边疆学理论将领土扩张视为国家发展的正当步骤，并强调西方在其他区域近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作为地缘政治学的开创者，认为边疆是国家有机体的边缘地带，处于增长态势的国家有机体会向具有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地区进行扩张，因此边疆也是随之动态演变的。在这一理论体系下，边疆与中心之间在国家权力配置中存在着层级结构关系，即边疆概念以及边疆叙事在本质上作为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被编织进权力话语之网。西方不仅凭借这一边疆话语体系阐释自身的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也将其运用到对其他国家的边疆认识中。18世纪，西方塑造了“中国本部”(ChinaProper)的概念，将中国的“藩部”“疆部”与“本部十五省”在地理单元上和民族文化上进行武断地割裂。“中国本部”的概念一方面为西方列强炮制了与清政府进行政治博弈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对当时处于被动失语地位的中国学界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边疆学话语体系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社会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导致近代中国边疆危机的暴发。

　　其次，从空间性上来看，美国边疆学派代表特纳提出“边疆假说”，认为边疆是一个地带，是“文明和野蛮的汇合处”，是“移动的”。特纳的移动边疆理论产生于美国西进运动的背景下，为领土扩张的行为实质赋予“拓荒”精神。这一边疆理论实质是将领土扩张视为一项正当的国家行为，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一时。西方学者不仅将类似的边疆理论运用于西方国家的边疆话语建构中，而且也将其运用到对我国的边疆阐释。西方对于中国的边疆阐释与中国王朝国家时期的边疆话语在立场和原则上具有显著的差异。具体而言，西方边疆话语体系对于近代中国边疆的阐释摒弃了“中国”“王权”“大一统”等传统中国边疆叙事的书写原则，而是强调西方在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中心地位，通过文本建构起了一个西方(主要指欧洲)—传统殖民地(北非等地)—新殖民地(非洲内陆、远东等地)的三级地理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中国的边疆地带处于传统殖民地与新殖民地的交界处，即亟待西方现代文明照耀的蛮荒之地。这一阐释路径遮蔽了西方扩张的殖民主义实质，同时也标榜了欧洲在世界权力秩序中的核心地位。

　　最后，从文化性上来看，西方占据了强势话语权，采用西方边疆理论去阐释其他国家、区域的边疆。一方面，西方边疆学话语体系强调西方与其他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往往将殖民地的农业文明景观与欧洲工业文明景观进行对比，将农业国定义为“落后”“前现代”“野蛮”的区域。在此基础上试图用西方中心论来改变中国社会的文化面貌，完成殖民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价值观传播，实施文化渗透和精神殖民。另一方面，西方片面地割裂中国边疆与内地的紧密联系，夸大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自从拉铁摩尔提出“亚洲内陆”这一概念，研究中国边疆的“游牧—农耕”范式就被塑造出来，并且直到21世纪仍然持续地运用于西方学者对中国边疆的阐释中。

　　综上所述，西方现代边疆话语体系及其对中国边疆的阐释具有十分明确的时代特点，即以西方中心观和殖民主义作为历史意识进行的话语建构，目的在于为领土扩张寻找合理的依据。虽然这种历史意识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落幕而成为历史，但西方在殖民主义时代背景下建构起的边疆话语体系在当代仍然发挥着一定的负面作用。应该看到，西方话语体系是在“西方中心论”的前提下构建的，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泛滥以及碎片化的倾向，必须从理性认识出发，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倾向保持警惕，并做出积极回应。

　　三、新时代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路径探索

　　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背景下，要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下进行边疆话语体系建构，特别是要注意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视野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着重强调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淡化边疆与内地在区域、民族、文化上的差异，着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话语体系。

　　(一)牢牢把握话语言说主体地位

　　话语言说主体作为话语发声者，发挥着价值传播、话语构建的主体作用。构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首先应当解决“谁来说”“为谁说”两个问题。“谁来说”的问题指向边疆学话语传播主体的确定。“为谁说”的问题则指向规定边疆学话语的价值判断准则。要构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应当明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指出历史记载应当从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换言之，历史阐释应当以人类社会的自然条件及人类对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改造作为根本出发点。这启示我们话语体系建构要从社会现实中的具体的人出发。人民群众当是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因而，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必须将人民置于主体地位，而相关专业学者等知识分子将人民诉说的边疆话语加以系统的提炼和展现。只有坚持人民的话语主体地位，避免一味地陷入抽象的哲学概念的解释循环中，直面当前中国边疆治理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建构“为人民”的边疆学话语体系。

　　与此同时，话语主体意识的自觉是建构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一方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完成了由传统王朝国家到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变，边疆对于国家整体的作用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简言之，传统边疆主要发挥着拱卫中心的军事作用，而在现代主权国家语境下，边疆不仅发挥着保卫国家安全的军事作用，其地缘优势、区域价值、战略功能以及国际交往作用愈加凸显。“治国先治边”，新时代边疆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话语主体意识觉醒提供了现实契机。在国际规则之下，话语主体地位的确立受到话语言说主体所享有的话语资源的影响，而话语资源包括国家生产力水平代表的硬实力与文化发展水平代表的软实力。目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却仍然面临着话语权缺失的状况。自觉把握话语主体地位，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立场上进行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是实践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西方边疆话语体系凭借其世界话语权的强势地位，对我国边疆进行历史阐释和现实评价。面对西方强势话语权的压力，就迫切需要边疆学界形成基于我国历史经验与社会现实的边疆学理论，对西方边疆话语进行理性分析和正确判断，这是践行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有效路径，同时也是获得话语主体身份确证的必由之路。

　　(二)以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观为核心进行议题设置

　　议题设置(Agenda-Setting)作为政治传播学中的一个概念，揭示了话语体系构成的运作方式。议题设置通过某个或某些特定话题的实践，营造出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情境，形成与此话题相关的知识方式及社会活动，并最终达成受众对某种普遍意识或观念的认同。需要注意的是，意识或观念的产生和变化受到具体历史境遇的制约，“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马克思指明了观念、范畴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议题设置的话语实践功能表明话语并非仅仅是被传播者言说或被受众接受的“死”的资源，而是一种被共享的“活的”文化空间。在这一文化空间中，言说者和接受者均为话语实践的参与者，围绕议题对话，完成意义的获得和传播。议题设置关涉边疆学范畴核心问题的确定，是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过程的关键环节;议题设置不仅要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还要考虑到边疆与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联系。正确、科学的议题设置将会发挥多方面的话语体系建构功效，诸如引导社会舆论、强化边疆基本问题的社会认知、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增进思想交流、彰显中国边疆话语权等。要保证边疆学话语的议题设置的正确性、科学性，需要从具体国情出发，对议题范围和实践路径进行深入的探讨。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问题。“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就是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学术研究的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之本，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边疆学议题设置的过程中，“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中国边疆学议题设置的落脚点是“语言符号”，是理解和认识赋予语言符号以特定意义和价值的具体机制，即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认识历史，再运用叙事将科学的认识加以阐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核心议题，其最终目标是在世界话语格局中赢得话语权，并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出贡献。

　　第二，弱化边疆与内地的差异，强调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观，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边疆已经不再意味着落后、偏远，反而在经济潜能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前沿”作用。面对边疆产生的历史变化，需要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下进行议题设置，辩证地厘清新时代中国边疆意涵，在具体议题中消除边疆研究中的思维定式，弱化边疆与内地的差异，坚持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观，推进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在有关边疆族群议题上，应“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纵观中国传统王朝国家时期的边疆叙事，呈现出明显的“夷夏有别”叙事倾向。王朝国家时期的历史经验表明，过度强调边疆与内地之间的差异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边疆的离心力。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代中国边疆话语体系须完成由“夷夏有别”的传统边疆话语向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转变，以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观为核心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三，立足中国、挖掘历史、面向世界，确定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基本问题。在世界话语格局中，建构中国边疆话语体系的关键在于“中国话语”。“中国话语”蕴含着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显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是相对于世界话语的共性而言的。中国边疆话语的出发点仍是国家、社会和文化，其所蕴含的之所以称为“中国话语”的共同性，对于世界话语而言，恰恰是“中国”特性。在此意义上，中国边疆学的中心议题既要向下关怀边疆中具体的人，阐述中国边疆的多姿多彩的表现形态，也要向上围绕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观探究边疆与内地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揭示中国边疆在国家、社会和文化上的共同性。在具体实践上，应基于现实，挖掘历史，“边疆地区虽然是我国疆域中的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但切不可就边疆而研究边疆，应将其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加以把握。”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中心议题应涵盖关于中国边疆的基本问题，李大龙认为主要包括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东亚传统“天下秩序”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解构、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及其实践、海疆及海洋话语、中国边疆学学科话语体系等。考虑到王朝国家到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变，边疆议题设置应将传统边疆话语与现代边疆话语在认识论范畴进行衔接，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边疆的能力。此外，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等已在世界话语格局中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在这些中国话语母题的基础上进行边疆议题设置，能够为中国边疆话语权提供助力。总之，中国边疆话语的议题设置应通过多层面多维度的议题实现中国边疆事实与边疆认识的高度统一。

　　(三)做好话语解释权力的分配与控制，塑造中国边疆学话语秩序

　　话语体系是一个不断进行信息流动、传递、反馈、更新的运作系统，同时也是话语参与者围绕议题进行交流的文化空间。在议题设置完成之后，怎样分配话语解释权，制定什么样的议题讨论原则，以及怎样控制议题阐释的边界与判断标准等话语控制行为是重要问题。话语控制具有保证话语体系进行有效运作并使话语参与者获得对所属文化的价值认同的作用。

　　中国边疆话语的历史经验和西方挑战告诉我们，研究话语控制问题，必须努力站在我国边疆历史的立场上，通过话语控制行为使边疆议题发挥有效作用，即从宏观上揭示我国边疆发展的历史规律，从微观上刻画边疆人民的具体生活场景，对中国边疆给予一种最大程度符合历史实际的描述与解释，进而呈现中国特色的边疆历史与社会情境。

　　首先，边疆议题讨论要以坚持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具体国情为基本原则，将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作为边疆议题讨论的基本共识。其次，应形成明晰、统一的“边疆”概念，从西方传输的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诸如“利益边疆”“高边疆”“战略边疆”等逐渐泛化、虚拟化的边疆概念漩涡中解脱出来。最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边疆问题，构建中国边疆学理论，形成一致的新时代中国边疆观念。此外，话语控制需要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充分发挥话语引领作用，创建中国边疆学的话语规范，同时吸引社会广泛关注，形成政府主导—学术界引领—社会参与的中国边疆学话语秩序。

　　(四)吸纳多元传播平台的参与，使中国边疆学获得国内、国际广泛认同

　　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目标是获取国际话语权，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学术期刊、学术交流平台、传媒界等多元传播平台共同协作，贡献力量。目前，中国边疆学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门显学，形成了多学科(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国际关系、海疆等)共同参与的研究热潮，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仍然面临在国际边疆学领域话语权缺失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壮大边疆学研究队伍，构建多元的学术交流平台，创造乐竞体育的学术交流机会，尤其是促使中国边疆学研究成果走出国门，在国际交流平台上发声。

　　学术界和传媒界形成有效合作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科学领域建构国际话语权威的一个重要经验。仅仅将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局限于学术界的狭小范围内，无法实现将中国边疆学理念在国内、国际进行广泛传播，更无法快速高效地取得国际话语权。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新兴媒体形式，媒体的传播速度不断加快，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同时，媒体是话语的天然载体，媒体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可以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有效的实践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实现学术界和传媒界合作的关键在于话语转换问题。与学术界包含的学者身份不同，传媒界面向普通大众，要使中国边疆话语适用于媒体平台，就需要克服专业壁垒，使专业性强的边疆学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进行结合。从话语实践层面而言，应将边疆学术话语中抽象的概念、理论通过社会公众更容易接受的叙事方式展现出来，即将难以理解的宏观理念融入到具体的中国边疆人物故事中，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此外，话语体系并非话语的单向流动，而是信息交流的动态机制。所以，理应对大众的相关回应进行反馈，进而完成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社会话语的有效交流。吸纳典型的边疆人物发声，塑造新时代中国边疆人物形象，抢占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边疆故事的话语先机，是为获取国际话语权的有效路径。

　　四、结语

　　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基础，塑造中国边疆话语权是核心任务，阐述中华民族历史观是学术宗旨，构建中国边疆话语秩序是总体目标。“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

　　王朝国家时期边疆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应当从传统历史书写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强调中国话语的主导性，与西方话语体系相区别，同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进行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理性的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西方话语体系是在“西方中心论”的前提下构建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学术话语建构和学术成果产出及传播途径在全球范围建立了强势的话语权，应用西方边疆理论对中国边疆进行阐释。我们必须从理性认识出发，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倾向保持警惕，并做出积极回应。

　　构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文化路径可从话语言说主体、议题设置、话语控制、平台参与等方面进行探讨。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须将人民置于话语言说主体地位，而相关专业学者等知识分子将人民诉说的边疆话语加以系统的提炼和展现，真正建构“为人民”的边疆学话语体系。边疆学议题设置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问题;弱化边疆与内地的差异，强调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观，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中国、挖掘历史、面向世界，确定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基本问题。在边疆学话语控制实践中，要以坚持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具体国情为基本原则，将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作为边疆议题讨论的基本共识;应形成明晰、统一的“边疆”概念;应创建中国边疆学的话语规范，同时吸引社会广泛关注，形成政府主导—学术界引领—社会参与的中国边疆学话语秩序。在平台参与上，学术界和传媒界应形成有效合作，完成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社会话语的有效交流;塑造新时代中国边疆人物形象，抢占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边疆故事的话语先机。

　　总之，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构应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即从宏观上揭示我国边疆发展的历史规律，从微观上刻画边疆人民的具体生活场景，创建一种最大程度符合中国边疆历史与社会情境的话语体系，并通过具体的话语形态和传播途径获得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