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天特别温暖，经历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洗礼，我国率先走出困局、回归常态。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外资进入中国整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云南省明确主要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云南建设成为国内大市场与南亚东南亚国际市场之间的战略纽带、“大循环、双循环”的重要支撑。作为政府需要充分体现服务职能，勇敢突破自我、守正创新，紧跟时代步伐，云南省吸引外资的前景就会无限光明。在这里我就进一步优化云南省针对外资的营商环境从正视问题、制度建设、市场主体和关注细节等方面提几点建议。

　　一、直面营商环境建设方面的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是改革的基本方法。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综合体现，也是一个地区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客观需要。2020年10月1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我国营商环境评价领域的首部国家报告《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20》，在五大方面18个指标的评价中，只有北京、上海均获评“标杆城市”，全国仅有。在世界银行评价中国内地营商环境的评价对比中，同样北京上海最优;中部城市多处于第二梯队，东北和西南城市普遍得分不高，处于垫底位置。

　　“十三五”时期云南省营商环境建设成果斐然，但也要清醒认识到，仍有许多应该加强的地方。云南省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出台了数量众多的政策措施，但政策在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还存在与现实企业和民众需求不一致的地方，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的精准性不足、制度供给的方式与市场主体获取方式不匹配、政策执行难和执行成本高、政策的实施效果缺乏后期评估等问题。个人认为集中体现在：一是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二是行政效率偏低和行政成本较高的普遍问题需要进一步重视;三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当期分化效应，将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的未来差异。

　　二、让制度供给成为核心竞争力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当前，进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传统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减弱，经济社会发展正经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只有不断创造新的制度优势，才能不断增强经济的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这里提几条可推广的建议：一是凸显协调机制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各地“一把手”工程，要求地方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部署协调，分管领导牵头协调落实。二是不断完善多元参与机制，营造人人参与营商环境建设的良好氛围，建立营商环境社会监督员制度，发挥人大、政协的常态化监督机制。三是创新“顶层设计+压茬推进”的模式，注重有针对性的一茬接一茬不断持续深化改革，从“减环节、减时间、减成本、增加透明度”到“减流程、优服务、降成本、强监督”不管深入和加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四是政贵有恒不能朝令夕改，克服政府的“权力任性”这个最大公敌，做到服务讲诚意、政策讲诚信，让外资投资主体有稳定可预期的“安全边际”。五是梳理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好的营商环境落脚点是全省人民整体的主人翁意识，明确各项政务职能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干部承担先锋队的职责。

　　三、用心用情关注外资市场主体诉求

　　长期看，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是解决好政商关系、建立好政企沟通机制问题，明确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方向就是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观念要转，“官念”先要转。以“商本位”取代“官本位”是要津。安商、富商、与人方便于己有利，给外资企业当靠前服务的“店小二”，让外商投资发展有安全感。一是进一步梳理清理外资企业在企业注册、审批、融资、人才、科技成果转化等环节中的隐性门槛，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和对现有外资企业的黏性，使之不愿意离开云南。二是要牢固树立“外资企业发展到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的理念，要创新开展“送新发展理念、宋支持政策、送创新项目、送上产要素”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为外资企业提供全方位、零距离、跟进式服务，为外资提供最适宜的“空气、土壤、雨露和阳光”，营造安全、稳定、顺畅的经营环境。三是关注外资切身利益，投资的核心是盈利，投资商的核心诉求是“不要关门打狗”，要有退出机制，要完善政策的高度和宽容。

　　四、注重具体问题的创新突破

　　优化营商环境要做好顶层设计上完善建立政企之间良性、有效、持续的沟通机制和平台，同时，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也要基于当地资源禀赋，聚焦优化某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子环境，从而提升整体营商环境，之后再择机弥补其他子环境短板。一是要精准审视地区现实市场情景，普遍重视外资企业的正当利益，将外资企业的轻微违法和其他违法行为分流，对轻微违法设立简易处理程序。简化办案流程和文书，减低企业支出。二是建立方便、快捷、低成本的举报、投诉与执法维权“一站式”服务平台，针对外资企业关注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针对性服务，创新地区主管领导与外资企业家建立交流群，有任何烦心事可以“掌上办”“立即办”。三是全面推进全社会诚信建设，全面推进信用信息在行政管理事项中的应用，进一步完善、深化应用信用信息系统，完善信用制度和标准规范，突出联合奖惩系统的应用。四是针对一定规模的外资企业，政府部门创新专设“驻企服务员”，普遍建立外资企业“前台+后台”“线上+线下”的企业问题协调解决机制，打造问题解决“直通车”，明确再小的服务也是一种力量，保证日常定期联系，有事随叫随到，要做到“把问题带上来，把办法待下去”，以“小支持”助推“大发展”。

　　(作者系乐竞体育经济研究所  韩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