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观念——掌握作品的生态环境;从时间观念——掌握作品的唱叙时间、场合;从人的观念——关注作品唱叙者的特殊性、濒危度;从脉络观念——掌握作品所处地域的相关文化材料。

　　当前，全球化的冲击。风靡全球的商业性的强势的流行文化，正在猛烈地冲击世界各民族及民族文化。在这种全球化的飓风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处于消解过程的民间文化。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原有的农耕文明架构下的一切文化形态和方式都在迅速瓦解与消亡。古人云“欲灭其国，先毁其史”。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的巴卡，是基诺族民族文化保留较为完整的村寨。然而，尽管巴卡村里的传统文化还有不少遗存，但村里关心传统文化的大多是老年人，年轻人则十分淡漠，只是一味地追求和模仿现代的所谓时髦，男青年争相留长发、染黄发、唱流行歌曲;姑娘们则想方设法、不惜一切代价离开山寨，出走外地。面对这种情况，基诺族文化研究者杜玉亭教授这样认为：“鉴于中青年已不穿或压根儿不再有传统民族服装，民族传统服饰有可能在10年左右消失;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民族传统歌舞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作为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语言，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而新平县腰街镇曼蚌行政村南碱村，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花腰傣村寨，在现代浪潮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已处于濒危状态。村里颇具特色的土掌房已逐渐被盒式楼房所取代，年轻女子已不爱穿戴花腰傣服装，认为“土气”;中青年人已经听不懂古歌谣，更不会唱、跳传统歌舞;年轻人不喜欢说本民族语言，傣语面临逐渐消亡的危机……民族文化逐渐蜕变，对此，村中的老人们忧心如焚。

　　民间文化遗产，是中华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和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和民族根基，是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涵。可是，对民间文化的态度，我们还没有从文化上、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至今，我们仍缺乏对民间文化整体状况的认识，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了多少。今天，细数一下已发掘出的民间文学作品，我们就会发现民间文学有多么缤纷与迷人，但它们已经面临失传，受到漠视，眼看就到了曲终人散，人亡艺绝的境地。2002年2月，以季羡林、于光远、冯骥才为首的85位著名专家学者对《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签名发出大声疾呼：“文化遗产和自然生态一样，都是一次性的，一旦毁灭，无法生还”。2003年5月，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研讨会”上，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对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现状痛心疾首地说：“每一分钟，我们的田野里、山坳里、深邃的民间里，都有一些民间文化及其遗产死去。它们失却得无声无息，好似烟消云散”。 这样的焦虑，并非危言耸听。所以，对有价值且濒危程度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从“抢救”入手，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手段进行抢救，用科学的方法保留住原生形态，保留住基因。近年来，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人士的认同，国家也加大了抢救和保护的力度，随着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云南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研究云南省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通过大规模地普查，通过采编《中国民间文化十套集成》，抢救了一大批民间文化遗产，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部份的记录抢救工作可以说基本完成。但是，我们过去的采风，视角往往偏重于文艺而非着眼于文化，民间文学的采录更是偏重于文学部份的采录，而忽视了它仅仅是民间文化整体中的一部份。直观地说，就是人为地把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化的母体上分割了出来。使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成了无源之水，成了所谓的“文学”。众所周知，民间文学往往呈现于其民族综合文化体之内，它与民俗有着非同小可的关联。一部古歌，一篇传说，它都依附于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的根基上。而我们过去所进行的孤立的、单一的民间文学采录，我们在看重“文学性”的同时，忽视了它的“史籍”作用，这让我们失去了大量更具价值的东西以及祖先们要传递给后人的东西，而这一部份恰恰是民间文化的根基，也是最重要的、根本性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化的内容广泛，它包括农耕时代民间的文化形态、文化方式、文化产品，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遗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这样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许多民族来说，非物质文化是本民族基本的识别标志，是维系社区生存的生命线，是民族发展的源泉”。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对非物质文化本质性的认识。我们有必要从这一认识的基点出发，对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一番再认识，特别是对民间文学遗产这样的文化载体进行再认识，才能提高保护工作的自觉性。只有把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化这个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份加以抢救和保护，认清民间文学在整个民间文化体中的价值，而非进行某种单一的、文学性的记录保存，我们工作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民间文学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本身就是一个综合体，任何一部作品，都可能包涵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宗教、道德、民俗、思维方式、心理模式等方面的信息，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份。在现阶段，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学遗产，就是要对已经搜集到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梳理，找出最具民族特色、文化含量丰富的作品加以补充和完善，从四个方面入手，进行抢救性普查，才能达到抢救和保护重点民间文学作品的目的。

　　(一)空间观念——掌握作品的生态环境

　　我们要进一步地认知已掌握的民间文学作品，主要是对作品具有空间观念。任何一部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文学作品，都具有特定的生态环境。即作品生存的宏观的地理位置和微观的地理位置。宏观的地理位置是指作品生存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比如，一部基诺古歌，我们需要了解基诺族聚居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的基诺山区，该地属无量山山地。基诺村寨大多建在山顶，其聚居地东面是勐伦区汉、彝、傣族居住地;南面是勐罕区傣、哈尼、汉族居住地;西面是勐养区傣、汉、彝族的居住地;北面是大渡岗区汉、哈尼、彝族的居住地(其民族是按各区民族人数的多少来排列)。基诺山是一原始森林密布的热带山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在摄氏十八至二十二度之间，分干、温两季。主要农作物是旱稻、玉米，有悠久的种茶历史。这就是基诺族民间文学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从文化环境看，基诺族所居之地处于氐羌文化、百越文化的交融地带，中原文化以及南亚文化对这个地区文化的渗透是不可低估的。基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其社会发展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大家庭时期。文化环境对民间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大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几种文化的渗透使得基诺族文化呈复杂的状况。因此，对基诺族民间文学的搜集、鉴别、研究，只有在认清了基诺族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从微观地理位置来说，作品的搜集是现场采集还是非现场采集。是田间劳作的场合，还是水上捕捞的场合;是聚首林中娓娓而歌的场合，还是在火塘边跳乐的场合;是山间砍柴的场合，还是隔山相望的场合;是林中狩猎的场合，还是村头祭祖的场合。作品独特的演唱、讲叙环境，可以立体地反映这一民族在特定文化生态环境中形成的东西。而这一点在我们以往的作品搜集过程中大多没有记录在案，或是简单记录，还需要补充和重新了解的，我们只有了解了作品的生态环境，才能对作品进行深入地研究，保护和继承到作品最重要的东西。

　　(二)时间观念——掌握作品的唱叙时间、场合

　　对于民间文学作品来说，特定的地理位置是不能离开特定的时间独立存在的。作品采录的时间和演唱的特殊时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采录时间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选择与之同时存在的种种参照事件，是某部作品在某一特定时间确实流传的真实记录。随着各民族交往的日益频繁，民族间文化的影响，将导致各具体民族间文化的融合和变异，很多传统的观念将随之发生改变。如不准确地记下作品的唱叙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观念改变后就会导致后来在搜集和研究上的谬误。在基诺族中，以前信奉原始宗教，人们每干一件事都要请示鬼神，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祭祀性歌谣。如“上新房”时，主人一定要请寨子里的巫师“莫裴”来吟唱“撵鬼词”，这在以前是“上新房”仪式必不可少的程序。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观念和仪式均已消失，甚至在一些寨子发生了观念上的衍变，“撵鬼词”成了“招鬼魂”，认为“上新房”时唱“撵鬼词”会导致灾祸的发生，甚至把演唱者家中所遇到的灾祸归结于演唱了某部“不祥”的歌。由于观念的改变，导致我们的抢救工作困难重重，也引起了我们对采集时间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将愈来愈多地为研究者所重视。

　　作品唱叙的特殊时间则是这部作品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如某季节、某时辰、某种仪式时唱叙。如傈僳族在过“阔时节”时要演唱《阔时木刮》(过年调)。这本是年节中祭祀祖先时的祷词，后来发展为年节之夜集体祈年的仪式歌，平时不能唱，只有过年时，由“耍头”领唱，在场群众合歌，男女老少携手围成圆圈，边歌边踏歌而舞。基诺族在过“特礬克”(打铁节)时，寨中的歌手要与外寨请来的客人对唱《三鲊》(团结年歌)，叙谈友情。彝族过年祭家堂火神时、烧山耕地祭山火时、野炊支三个石头煮食祭锅桩石时，发生火灾祭火神时，都要念诵《祭火神》，这些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就不单单是文学性的东西，它所涵盖的内容要比文学性作品本身宏大的多。所以，这类作品的再抢救工程是不容忽视时间观念的记录的。

　　(三)人的观念——关注作品唱叙者的特殊性、濒危度

　　每个民族中的重头作品的唱叙者，往往是本民族中某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他们是以自己全部的生命活动来自觉继承本民族文化精髓的传人，这些人是我们民间文学保护、抢救工程所要重点关照的人。如彝族的“毕摩”、哈尼族的“贝玛”、纳西族的“东巴”、基诺族的“白腊泡”，他们大多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这些人是代表人类专与鬼神打交道，以沟通人神关系为职责的巫师。他们主持祭祀活动，所念诵的祭词自成一体，传承方式也是特殊的。再就是村寨长老、民族歌手。就同一部歌而言，不同的歌手在不同的演唱场合中的演唱，效果也是不一样的。现在能唱述古歌和长篇叙事诗的长老和歌手已寥寥无几，就是对这些有代表性的作品了解的人也为数不多了。所以，对作品与唱叙者给予同样的关注，对于我们的保护和抢救工程来说也是必要的。

　　多年来，我们的观念上缺乏对人的关注，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了过多地整理，甚至将同类故事进行粘连糅合，变成一个“复合文本”。这种状况严重忽视了文化传统的存在，忽视了文化传承者的独特个性，大大削弱了民间文学的科学性。同时，我们对作品的研究也过多地依赖于已整理过的文本，以这样的文本去研究地方文化，去关注地方知识，难免出现问题。更不用说用这样的“复合文本”去探求传承人的个性化特征，去建构社区或村落的历史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云南民间文学的传承人日渐减少。很多民族老的传承人已经去世了，对新的传承人的调查，是我们目前急需进行的。我们要经过普查选好人选，了解传承人的最基本的资料，姓名、艺名、性别、地址、职业、信仰、受教育情况等等，以及他所传承的项目、他的技艺和当地地方文化的关系，与民族记忆的关系。以及他这个项目在村寨、在社区群体中、行业中的地位，他的授业师傅、他的亲戚、他传习的方式，有没有拜师、有没有祖师、有没有仪式，有没有行会、行内有什么规则、有什么禁忌等等。我们要对他本人、同行、亲戚等进行多方面的调查，记录和提供他们的代表作，把他所掌握和传承的内容或技艺原原本本地用文字和绘图记录下来，要像考古工作者描述考古发掘的文物那样做出非常准确而又简明扼要的记录和表述。只有在把传承谱系和传承线路弄清楚，把传承人的专业技能与创新点弄清楚，把他的作品记录下来，这样的数据资料才有可靠度，也才有价值。因此，对传承人的关注度决定着我们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的每一个进程。

　　(四)脉络观念——掌握作品所处地域的相关文化材料

　　任何一个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存在的，也是在一个能包融整个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的庞大生态体系中产生和发展的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现象，这与它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它与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和相互影响的方式和程度有关。如果我们仅仅记录下了文学性的东西，缺乏与之相联系的文化事项来佐证，我们所保存下来的东西就是单一的、平面的。我们现在要抢救和保护的是21世纪初中国民间文学的存在状态。这个状态包括活态、濒危状态、非活态的东西。活态是指代代相传、流传有序、依然保持着原生态的民间文化。比如那些按照传统规范来进行的民俗事象，正在生活其中的古老民居，仍旧操作着的工艺流程，依然自娱自乐的民间艺术等等。这些活态的民间文化要赶紧记录下来，不能等待它濒临灭绝时再去抢救。我们不仅需要文字记录，还要动用摄影与录像的手段，将现存的民间文化遗产可视地、动态地、立体地保存下来。因为它具有“活化石”的意义。特别是民间文学作品赖于生存的民俗活动，要用现代手段准确地记录和体现这种“历史的真实”。这种综合性的方式和科技含量高的技术手段，应该作为这次抢救和保护工作的重要支撑。对于处于濒危状态或已经消亡(非活态)的民俗活动，要注意收集遗物，遗物是这种文化生命的最后的载体。在进行重要作品背景材料的补充和搜集过程中，要把握住这个民族的历史脉络，注意搜集和补充那些与作品有关的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内容，了解和认识作品所反映的民族意识形态、生产生活方式、文化发展状况、道德规范及有关的自然法规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掌握的民间文学作品更接近于民族文化的本质。要知道那些留存在民间的记忆，承载着大量的昔日信息，这对于未来研究文化的兴衰与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中国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是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这不仅是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尊重，而且与我们的国家的文化安全及其战略选择息息相关。世界各民族之所以把文化作为自己的基本标志，更重要的是因为文化有着独特的凝聚力、辐射力、整合力和调适力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具象，包含着一个民族不可替代的情感，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记忆，与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形成极其密切的联系。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民间文学，整体抢救和保护的意义和价值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为明显。但愿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创造出适宜非物质文化生存与发展的人文生态环境，让我们的民间文化得到最好的保护和继承。

原文刊载于《光辉岁月——改革开放40年与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论文集》

 (作者：乐竞体育 杨泠泠，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刘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