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廉洁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有大批坚持原则、情操高尚、廉洁自律、甘于奉献的清官廉吏，对于新时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自西汉到清末，云南大地上的清官廉吏史不绝书，他们的生动事迹谱写了云南廉政史上的一个个佳话，为云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文以载道，文以化人。今天，广大党员干部仍然能够从云南历史上著名廉政人物身上吸取有益的精神营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涵养清廉为民的政治操守。

　　一、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清官廉吏的政治本色

　　传统廉洁文化中，清官廉吏在从政实践中毫不妥协地坚持道德准则，不良的官场风气、社会风气丝毫不能动摇其坚定的道德信念，以慎独的内在品格和浩然正气卓然独立，在风俗浇薄中为世人铸范。明代大理籍官员杨南金为官有“三不动”：刁诈胁不动;财利惑不动;权豪撼不动。红河籍官员萧崇业出使琉球，身在外国，却四次坚拒琉球官员的赠金，当地人深受感动，为其建立了一座“却金亭”。清代呈贡知县朱若功深夜遇到一上门求官的行贿者，对方说：“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朱若功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纵是夜色，怎么能说无人知晓?”

　　古代廉吏坚定的道德信念来源于慎独的道德锻炼。《中庸》指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大学》指出：“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君子慎独，要求即使在个人闲居独处和无人监督时也不能放松对道德准则的遵守。慎独成为清官廉吏道德修炼的根本方法，道德准则通过慎独内化于心、外显于行。慎独者在实践中往往表现出“无我”的公心公德，既敢于同官场不良风气作斗争，又能够不畏权贵，一心为民。明代澄江籍官员陈表巡察河南时敢于依法惩处有后台的地方官，辞官回乡后又甘于清贫、拒交地方权贵，80岁生日时谢绝所有试图祝寿官员。清代昆明籍官员钱沣“官清马骨高”，一匹瞎了一只眼的瘦骡子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在湖南任学政时破除“棚规”，官场风气为之一肃;任御史时勇斗皇亲国戚，乾隆皇帝迫于压力，惩治了贪官毕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今天，党员干部可以借鉴古代清官廉吏慎独的道德修养方法，将大德、公德内化在个人私德中，以私德贯彻大德和公德，做一个意志坚定的道德主体，在全社会弘扬清风正气。

　　二、厚家风、慎交友是清官廉吏的道德必修课

　　传统廉洁文化中，清官廉吏常常将家风醇厚、谨慎交友当做道德必修课，为官者既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亲友，又与亲友一起共勉，始终恪守清正为民的价值信念，绘就崇高的人格底色。杨升庵赴任云南前夕，将亲手书写的《四足歌》交与妻子教育子孙，“茅屋是吾居，但得个不漏足矣。淡饭充吾饥，但得个不饥足矣。”陈表在《家训》中要求孙不能仗势欺人，不随意拖欠赋税，灾荒年间抚恤贫民。清代元江籍官员马汝为要求子女努力向学、端正做人，临终立下家规：“后人不及我者，不得修墓立碑，任其淹没于荒野。”有的清官廉吏受益于优良的家风，家人成为其清廉的坚强后盾。明代楚雄籍官员李启东赴京赶考前父亲勉励其要像历史上著名清官一样为国为民，妻子叮嘱其清正爱民，不要辜负她的辛劳。明代昆明籍官员严清虽官至吏部尚书，却自甘清贫，曾因无法置备官衣上的装饰品而为同僚嘲笑，他的家人长期与他一样过着清贫的生活。清代玉溪籍官员周於礼，父亲秉性醇厚，好读书，每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哥哥周於智为官爱民如子，病故于救灾途中，周於礼在优良家风熏陶下，多次担任“肥缺”的学政，却从无私弊。

　　传统清官廉吏在交友上是非常慎重的，对于那些可能向其请托或走门路的亲朋故旧，道不同不相为谋，毅然绝交;对于那些志同道合者，则相互砥砺，携手前行。明代玉溪籍官员王元翰科举考试时被时任宰相慧眼识珠，但其不报私恩，不攀附权贵，曾义正词严地说，若宰相真了解我，必然知道我将做个清官报答他，若不了解我，何须我去卑污地钻营?明代昆明籍官员刘文征在浙江任职期间结识了赋闲在家的朱阁学，后来朱阁学入阁为相，刘文征非但没有以故交攀附朱阁学，反而辞官回乡。林则徐自身是个大清官，交友、提拔的也都是清官，他和张亮基的故事堪称一段廉政佳话。林则徐听闻内阁中书张亮基清廉名声后，有意与其结交，并密奏朝廷重用，张亮基得到重用后一直清廉为官，与林则徐共勉共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今天，党员干部可以借鉴古代清官廉吏厚家风、慎交友的优秀传统，过好亲情关，在道德修养上与亲友共勉，做好社会的表率。

　　三、法纪之内有作为是清官廉吏的政治底气

　　传统廉洁文化中，“公生明、廉生威”是很多清官的座右铭，清官廉吏的下属官吏惧怕的不是上司的严厉，而是廉洁，百姓信服的不是其才华，而是其公正，故而，清官廉吏不仅仅是遵纪守法的楷模，而且往往还是循吏干才，常在法纪之内大有作为。郑和为了保证远航船只的质量，先建造了一个标准船只，称出一艘质量合格船只的钉子用量，此后即以此标准用钉量制定管理制度，每一艘船的经手工匠都将姓名刻于船尾，保证了远航的成功。明代大理籍官员朱光霁的廉洁公正使其作为司法官员在明断是非上特别高效，任职重庆时，官员们遇到疑难司法案件都向朱光霁请教，在西安任职时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被当地人称为“明代包拯”。严清在工部任职时，曾负责监督朝廷重大工程的建造，监督工作一丝不苟，经手官吏找不到丝毫非法牟利机会，但他奖惩分明，给遵纪守法的官吏适当地涨了工资，工程保质保量地顺利完工。

　　传统清官廉吏没有将法纪与作为对立起来，都在法纪之内奋发有为，或者执法公正造福百姓，或者在为民谋福上提升本领。清代澄江籍官员赵士麟任职河北时当地百姓对苛捐杂税苦不堪言，赵士麟将朝廷有关赋役的法令雕刻在石碑上，规定之外分毫不取，百姓感恩的同时朝廷的赋税也得以足额征缴。任职浙江时杭州运河堵塞不同，此前的官员虽然也有心疏浚，但都被高额的预算费用吓阻，赵士麟实地勘察，精打细算，严格监督，大大节省了费用，运河得以顺利疏通。清代大理籍官员谷际歧，针对嘉庆年间云南盐业弊政，上书朝廷，力陈盐运及其赋税中官商勾结之弊，在他的强力推动下，云南盐业弊政得以革除，官民两便，百姓交口称赞。清代广东籍官员宋湘任职云南时不仅廉洁自律，以身作则，在马匹践踏百姓秧苗时做出赔偿，而且还千方百计在发展地方经济上想办法，其妻学会了先进的纺织技术后无私传授百姓，百姓将之称为“宋公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今天，党员干部可以借鉴传统清官廉吏法纪之内有作为的优秀传统，在带头遵纪守法的同时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绝不能将法纪与作为对立起来，甘当“躺平式”干部。

　　(作者系云南省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刘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