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精辟地阐释了中华文明所独具的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为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推进文化传承发展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突出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思想之源。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一代代传承的文化根脉，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国精神、和谐精神、辩证精神、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突出的创新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些思想理念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既延续了传统文化之脉，又融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主流。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倡导推陈出新的创新理念;战国末期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主张师古而不泥古。近代梁启超提出“惟进取也，故日新。”正是在历代有识之士推进下，开启了中华文明不断创新发展的伟大历程，使中华文明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凝聚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形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绚丽文化财富和丰厚的精神滋养。

　　“突出的统一性”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强大思想力量。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华文明传承，是数千年来历代政权和各族人民的不懈追求和成功实践。早在先秦时期，黄帝推动并实现了华夏统一，为中华文明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汉书》言：“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到西周时期，形成了治国安边的“大一统”思想雏形。战国时期进一步细化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地同域、量同衡”制度，深化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三国时代，虽然纷乱不已，但魏、蜀、吴均欲统一天下。表明国家“大一统”成为必然发展趋势。唐代，极大地发展了“大一统”思想，维护了“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的中华文明空前统一性局面。宋、元、明、清各代进一步延续了汉唐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保证了承载中华文明地理格局的统一，国家政治的统一，经济制度的统一，思想文化的统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突出的包容性”是中华文明数千年延续不断的基本动力。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得益于它的包容性。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先哲们就提出了不少倡导文化包容的重要理念，例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君子不为苛察”、“不吹毛而求小疵”、“兼收并蓄”均倡扬文化包容。其中，“和而不同”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倡导文化包容的重要理念，“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说在人际交往中君子能够与他人保持和谐友善的关系，同时包容对具体问题看法上的不同。“求同存异”，出自《礼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意思是：乐的特性是求同，礼的特征是求异。希望人们相互亲爱，相互尊敬。“兼收并蓄”是唐代思想家、政治家韩愈提出的著名理念，倡导将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东西收存起来，以待需要时，能发挥其作用。正是在历代先贤的倡导下，形成了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理念，使中华文明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突出的和平性”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深厚基础。中华民族素来以睦邻友好，和平交往为准则，享有“礼仪之邦”之美誉。中华文明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历来崇尚“协和万邦”、“天下大同”。《诗经》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即君王要施惠于百姓，安抚诸侯以定四方。墨子提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的国际间平等交往原则。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主张国与国之间应“持和平主义”、“以礼相处，不复相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中华民族“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当代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和“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开展，海纳百川、求同存异、开放包容、文明互鉴的中华文明，跨山越海，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共同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爱好和平，倡扬平等的民族。《史记》云：“并一海内”“天下和平”，这既是一种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的数千年的伟大实践。新时代，我们要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好地担负起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伟大使命，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乐竞体育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朱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