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前后，文化一词在近代语境中的广狭含义基本定型，成为指导历史研究与历史撰述的重要观念。云南学者较早地响应了文化史研究的风潮，进行地方文化史撰述，涌现出《滇南文化论》《云南文化史》《大理古代文化史》等重要论著，形成了近代云南历史撰述的一大范式。近代云南地方文化史在弘扬地方文化的基础上，秉持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同时逐步凸显了“民族”作为文化主体的地位，不断吸纳新兴的学术研究成果，论述了云南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通过回顾，有助于我们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一、云南地方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与《滇南文化论》的得失

　　在新文化运动与中西文化大讨论的刺激下，文化史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区域文化史也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内容。而各种塑造地方形象的文化讨论，如20世纪30年代“江浙文化论”、“南方文化论”也风行一时。

　　近代云南地方文化史撰述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较早，并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袁丕钧1917年即发表《滇南文化论》。夏光南1923年出版《云南文化史》作为地方史教科书，在同时期众多的《中国文化史》映衬下，显得尤其突出。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大高校、研究单位纷纷内迁，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近代学科团队输入云南，内迁学者与本土学者共同探究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学习，开展边疆史地研究、民族文化调查研究，还形成了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这样的研究中心。徐嘉瑞1949年出版的《大理古代文化史》就是这一时期地方文化史的重要成果。

　　近代云南地方文化史撰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有着较深的渊源。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北大毕业生袁丕钧、龚自知在昆明成立尚志学社，并于1917年创办《尚志》杂志，先后刊载《滇南文化论》、李大钊《鲍尔什维主义之胜利》等文章，成为云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弘扬中华“国粹”与云南地方文化的重要阵地。夏光南也曾是《尚志》杂志的重要撰稿人，发表《地方自治论》《思想的解放合推理力的养成》等文章。徐嘉瑞1920年参加尚志学社，创办《澎湃》学刊，又参与筹办《均报》《救国日报》等报纸，反对军阀统治，宣传五四新思想。1927年，徐嘉瑞在昆明由杨天权、吴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他长期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文学史研究，为他日后进行地方文化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近代云南地方文化史撰述在凸显地方意识的同时，贯彻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认同。经历了辛亥革命、护国运动之后，云南的地方意识与荣誉感空前高涨。近代云南革命史书写、乡邦文献整理、地方志编纂，正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包括云南地方文化史在内的相关撰述，大都强调云南区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不可分割的属性。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危亡之际，徐嘉瑞的地方文化史撰述对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认同就表现得更加强烈了。

　　袁丕钧《滇南文化论》作为一篇发表在杂志上的考论长文，开启了云南地方文化史撰述的先河。云南自庄蹻开滇，以迄于清之治乱、人物，著作、金石等关系于文化者，得其梗概，其中浓郁的爱国、爱乡情怀一直被后来的云南文化史著作继承。《滇南文化论》将云南与中原的交流融合、一体化作为云南文化发展主轴，奠定了近代云南文化史撰述的基调。他对云南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作出了大致划分，并对代表性人物、事件、成果进行了考论。展现了推动云南文化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物，介绍了云南通过学习中原文化创造出的主要成果，尝试归纳不同时期云南文化的特点、探讨形成原因。

　　二、夏光南《云南文化史》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化

　　夏光南《云南文化史》可能是中国最早公开出版的一部以“文化史”命名的著作。夏光南充分发扬地方文化意识，又表现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夏光南将民族与文化并举，开创了内容丰富、体系严整的地方文化史撰述范式。

　　夏光南与袁嘉谷等学者同气相求，弘扬地方文化精神，选取地方史教科书的形式承载乡土意识。夏光南《云南文化史》的内容参考了袁丕钧的《滇南文化论》与1923年袁嘉谷出版的笔记《滇绎》，但在体例上要严整得多。袁嘉谷就感叹《滇绎》虽“往往搜古今人之所略，表章之以启乡人爱乡之心，然而琐矣。夏君此作亦颇取材于拙著，而条理过之。”《云南文化史》作为地方史教科书，主要供省内中等学校使用，或国内中等以上学校研究中国史、东洋史参考，增强了学术性，扩大了受众面，是乡土意识的绝佳载体。

　　夏光南《云南文化史》表现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夏光南与袁嘉谷等人都试图把云南放到时空纵横的大维度上论证其重要性，归纳云南文化的特质，渴望改变云南“地处西南边疆，自中原视之，无足轻重之数”的旧观念。夏光南从地理环境决定论着手，认为“滇”之为“颠”，“言此地独居高顶也”，借地理形势培育乡土自豪感。夏光南还指出，云南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不容抹杀，与汉文化逐渐融合后，又独具特色。从云南吸纳的汉文化这方面来说，云南文化无异于中原。并且近代以来“英并缅甸、法灭安南，直与云南接壤，边防界务之事日多，偶有一问题发生，动关全国安危之计”，故而云南不可轻视，云南人不可不自勉。

　　民族问题成为贯穿《云南文化史》的重要线索。《云南文化史》绪论中专列“人种”一项，认为云南民族复杂，可大致分为汉、苗、蒙、回、藏五族，尤以苗族支派最多。夏光南认为汉代哀牢、句町、昆明、姑服、两晋南北朝的东爨、唐代南诏、宋元三十七部、明清土司，“皆此族也”。而庄蹻开滇，汉族进入云南，西汉滇国、南北朝爨氏、宋大理皆汉族后代所建。藏族有西汉白狼国、唐代的吐蕃。蒙古族、回族元代迁入云南。他认为汉苗同祖，不得谓无文化。滇爨、南诏、大理等地方势力和政权，吸收中原文化，而自有其特色，不能以蛮族视之，更不能把他们“屏于中华民族之外”。

　　夏光南在通史架构上借鉴王桐龄《中国史》，创新体例。首先，“时代区分，所以别进化”，《云南文化史》把云南历史分为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近世史四篇。每部分先设政治史，重点记述云南重大的政治变动、各代移民政策的因革，甚至扩展到与世界各国之关系。略古详今，以标题概括特点。另一方面，“有文化，始有历史之可言”，《云南文化史》尤其关注汉族与各民族文化在交往中逐渐融合的过程。既强调学术思想的传播，也关注“生活方法”的转变。政治史后分设文化一章，之下常设制度、产业、学术、宗教、技艺(或称艺术)、风俗等节。产业中对商业、交通尤其重视。

　　《云南文化史》将各民族社会文化现象都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云南社会文化风貌。《云南文化史》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歧视，将其从风俗志中解放出来，贯穿到文化史各个科目中。比如政治文化，夏光南认为云南土著从无君长、各以邑落自聚，逐渐演化出酋长首领。汉置郡县后，流官与酋长并治。酋长兼任官职的现象，与后世土司制度相似，部落社会形态具有延续性。夏光南对少数民族社会生产、生活风俗多能客观描述，宗教史等类目都实现了前后贯通。夏光南充分肯定少数民族文化的优长，认为以苗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工业技术，“素不亚于汉人”，“滇国兵器之利，尤可想见”，永昌纺织技术闻名南中。少数民族“夷经爨字，行于民间，其文化彬炳可述。”

　　三、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的总结意义

　　《大理古代文化史》是一部富于总结性和创造性的地方文化史巨著。徐嘉瑞在长期的文学史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广阔的文化研究视野，充分注意到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这为他“网罗群言，巨细咸采，折衷至当，辨析微茫”、完成《大理古代文化史》奠定了基础。

　　徐嘉瑞在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思潮影响下开始文学史研究。受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影响，徐嘉瑞很自觉地把文学史看作是广义历史一个组成部分，一直把文学视作社会文化现象来考察。徐嘉瑞较早将平民文学作为与贵族文学相对的文学部类，扩大了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又引入文人文学，试图从三者的融合冲突构建中国文学的内在发展线索;又重视外来文化的传播对中原文学的影响。兼顾了文化学中的社会演进论派、传播论派的优长。徐嘉瑞充分运用文化比较的方法，广泛吸纳近代学科理论与研究成果。徐嘉瑞早期在胡适的影响下仅注重消极的疑古辨伪，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经充分运用多种学科手段进行积极的释古。他的《诗经选读》讲义对社会文化背景的探索已经超过了文艺审美的取向，特别是史诗选读部分，徐嘉瑞对感生神话、姓氏制度、世系族源、金文甲骨的讨论已深入涉及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

　　徐嘉瑞1949年出版的《大理国古代文化史》体现出小中见大的著述理念。虽然名为《大理国古代文化史》，但它实际上相当于云南古代文化史。徐嘉瑞将大理文化放置在整个中国古代发展的大源流下进行考量，与学界对中华文化起源的讨论相呼应。

　　《大理国古代文化史》注重多重证据法的运用，借助考古文化分期划分大理古代文化的发展阶段，多方位讨论了大理文化的来源。徐嘉瑞认为西北羌族文化(夏文化)是其中最古老的一支。首先，1938年吴金鼎对洱海流域的考古发掘显示出大理陶器与西北地区古文化的密切关联，徐嘉瑞由此推断大理文化来源最古老的一支从西北高原传入，源自西北羌族文化，也可称为夏文化，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它以甘肃为中心，向西康、西藏、大理一代拓展。其次，传统文献中有大量夏禹祖先生活在川北汶山的记录，此地正是羌人所居。徐嘉瑞认为夏民族文化沿着金沙江向西南传播，大理首当其冲，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再者，徐嘉瑞认为以陕西、甘肃、青海、川北、西康和云南大理构成了夏民族文化的发展区域。这一地区位于北纬25度以北，地处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带，享有共同的地理环境。至于北纬25度以南的民族，徐嘉瑞认为其与大理一带民族关系联系不大，并引述了张印堂《台族之体质与其地理环境》从体质人类学出发对台族的研究成果，对西方学者哈威(G.E.Harvey)《缅甸史》提出的南诏自南而北说提出了批驳。

　　徐嘉瑞认为大理文化最早还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徐嘉瑞强调楚文化对云南的影响要早于庄蹻入滇，庄蹻入滇只是强化了这一关联。文化传播“非由一人之力”，乃是由“民族间相互交通，积时甚久，互相渗透，以成自己文化。”徐嘉瑞从神话传说、宗教风俗、民族分布证明楚国与大理的文化交流。他指出楚国文化与夏民族同源，楚辞等文献所记神话山川皆位于西北，与大理文化有亲缘关系。永昌九隆神话与《天问》中的女歧有关联，哀牢夷与夏族都以龙为图腾，也就是羌族的图腾，这一传统直至三国时期亦有保留。徐嘉瑞指出诸葛亮为夷人作图谱是利用了羌人的巫画习俗，大理纸马一直保留着这一文化形式，并且大理本主崇拜之神与古楚神祇极相近似。

　　《大理古代文化史》突破了军事征服、王朝经营的叙述框架，凸显出民族作为文化活动主体的地位。在这当中，民族迁徙又是决定性的因素，故而有学者认为《大理古代文化史》实际是“以民族关系史的方式书写的文明史”。徐嘉瑞强调云南地域文化的产生、发展与中原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这一方面是对《滇南文化论》《云南文化史》等地方文化史叙事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抗战期间知识分子致力于民族国家的建构的表现。

　　《大理国古代文化史》将云南古代文化与远古周秦、甚至夏文化勾连在一起，本土知识分子具有的地方文化意识与国族身份认同之间的尴尬和焦虑，被有效地消解了。之前的云南地方文化史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往往表现得左支右绌。徐嘉瑞证明本土居民在族源与文化上与“中国最古之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本地居民后来在庄蹻王滇、秦汉设郡置吏的背景下对楚文化、中原文化的吸纳，就不再是异文化间简单的被征服、被迫接受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大理国古代文化史》的上述观点，是基于考古学证据得出的推论，并得到了后来的考古发掘证实。近年来大理剑川海门口遗址发掘出土的青铜器证明，滇西地区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和青铜冶炼技术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出土的稻、粟、麦等多种谷物遗存，表明稻作文化最早开始，之后传入了麦和粟作文化。海门口遗址中出土的粟遗存经测定，粟作文化很可能在距今3900年后从四川西部传入云南，与该地区新石器中期的稻作农业经济融合，在距今3900—34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形成了稻、粟混作的农业结构。而川西粟作文化则是甘青高原旱作文化向西南传播的结果。这就“证明了来自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其南界已经延伸到滇西地区”。而彩陶遗存可能与甘青地区的齐家、辛店文化有联系。徐嘉瑞把夏民族文化作为云南古代文化最重要、最古老的源头，并非空穴来风。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的，民族工作“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近代云南地方文化史撰述受新文化运动的刺激下得以诞生，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有着较深的渊源，其中蕴含着坚强烈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是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与精神财富。

　　“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是民族工作的指南，对史学工作者同样意义深远。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近代云南学者正是在突出“民族”作为文化主体的平等地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不断吸纳新兴的研究成果，用鲜活的事例印证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也为今日深入探究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云南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执笔：乐竞体育历史、文献研究所 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