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深刻影响着文明兴衰演替。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与生态环境紧密关联，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都共同印证了生态因素在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的起源，发展壮大到“多元一体”的共同体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探讨生态环境因素与中华文明整体发展及其变动的关系，形成生态环境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整体认知，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如何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内在机制等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华文明多元起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多元一体”发展的全过程，始终与生态因素紧密关联。无论是“农牧交错”的北方文明发展主轴，还是“黄河轴心”时代的终结与经济、文明重心的南移，以及南方开发的梯次推进，都和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调试和变迁息息相关。

　　中华大地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多元起源和多区域、多中心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此基础上，中华大地成为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中华民族的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进入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多元起源的格局，便随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全国各省区的大量发现而日趋明朗。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把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大文化区：一是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东北、西北)地区;二是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三是以山东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四是以湖北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五是以苏(江苏)、浙(江)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六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包括东南沿海、岭南、西南几省)地区。从而，大体上勾画出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多区域、多中心发展的格局。正是适宜的地理生态条件，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自然资源等生存条件，人类得以生息，文明得以发展，孕育了中华文明早期起源的“满天星斗”。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中国各区系文化类型基于各自的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产生了具有自身特色鲜明、风格迥异的文明因素。在历史长河中，各个文明因素绝非封闭孤立或步调一致，而是呈现着碰撞、交流、融合，或快或慢，或上升为主体文化而表现出更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或融入主体文化，成为共同体共享的文明因子。

　　我国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在多元的基础上又具有整体统一性。乐竞体育研究员郭家骥的研究指出了其中的关键：首先，由于中华大地四周都有天然阻隔，内部自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使我国各民族内向发展比外向发展更为容易。在古代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外向发展从未成为主流，外部影响也从未占据主导地位。各民族内向交往的山水阻隔和交通不便的困难，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被克服。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各民族的先民就利用山脉走向、江河冲刷切割所形成的天然通道，闯出了多条由东至西，由北而南的民族迁徙“走廊”和经济文化交流路线，著名的有中南走廊、南岭走廊、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内蒙古走廊等。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历代中央政府又动员全国力量修建了许多官道、驿道、栈道等，大大方便了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其次，我国天然形成的自西向东落差显著的三级阶梯地形，为周边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汇聚提供了便利条件。

　　受我国自然地理环境东西、南北交结和多元文化汇聚的影响，中原地区在中华文化多中心不平衡发展过程中率先崛起，成为远古中国最先进、最发达的核心地区。随着这一先进核心文化向四周的辐射与扩散，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整体统一性便日趋增强和巩固。我国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自然形成我国东西、南北两条地理过渡带：一是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和西南青藏干寒高原区之间的东西过渡地带;二是南方温湿环境区和北方半干旱温暖环境区之间的南北过渡地带。这两条过渡带恰恰就在传统所认为的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地中原地区，即今日的西安—洛阳—开封一带，在空间上交汇形成一个巨大的“十”字结构。我国所发现的迄今为止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就集中分布在这个“十”字结构的纵轴上，南端是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中间是80万—75万年前的蓝田人，北端是70万—50万年前的北京人;中华新石器文化中内涵最丰富、影响最大的新石器文化，则集中分布在“十”字结构的横轴上，西边是黄河中游文化，其序列是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东边是黄河下游文化，其序列是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而过渡带的地理条件多样，有利于农业发展。在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促使中原地区能在中华文化多中心不平衡发展过程中率先崛起，并在周边多元文化汇聚、交融的过程中脱颖而出，逐步成为中华文化核心地区。这个核心一旦形成，便以其较高的经济文化优势向周边辐射与扩散。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随着汉族的四处迁徙深入到中华大地的四面八方，在多元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体格局，增强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整体统一性。

　　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认为，从历史发展的纵轴来看，文明发展总是在碰撞、交流、融合中不断前行的。根据考古发掘的器物，新石器时代的文明不仅有交融汇聚的迹象，而且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在不断碰撞交融中，逐渐形成了凝聚核心的文明力量，进而凝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个格局具有鲜明特点，凝聚核心，成员众多，是逐步形成的。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天喻提出，中华文化自其发生期，即因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到晚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体成形。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之后，加剧了以汉族为核心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

　　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向“多元一体”的凝聚形成，就是中华民族在多元地理和生态环境的中华大地上交流融合、生生不息的历史。其中，生态环境为文明的发展与民族的凝聚提供了重要支撑，二者相互交织，协同演进，这是分析和认知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机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作者系乐竞体育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曹津永)